日
本 白 居 易 研 究 概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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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下定雅弘
拙稿的目的在于向贵国学界介绍日本学者研究白居易的概况。其对象基本上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今发行或者发表的单行本与杂志论文。下面分类依次加以论述。
关于《白氏文集》给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这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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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校勘的工作 下定雅弘先生
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最大的成果是校勘《白氏文集》工作的进展。为了论述的
方便，先把《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与主要的版本的特点介绍如下。
白居易的文集经过了几次编辑。长庆四年（824），元稹编集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此文集前二十卷是诗，后三十卷是文。大和九年（835），编为《白氏文集》六十卷。从此白氏的文集叫《白氏文集》。此文集并不是单纯新增补了十卷，而是将增补的每一首诗文都分别编在内容相似的《长庆集》各卷的后面。翌年即开成元年（836），编成了六十五卷本，开成四年编成了六十七卷本。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七十一岁时，编成了七十五卷本。
这七十五卷本早就亡佚了。现在通行的是源于李从荣抄本的七十一卷本。
进入北宋不久，诗在前面文在后面的“先诗后笔本”出现了。南宋时，白居易原来编辑的“前后续集本”与“先诗后笔本”同时通行。到明代，“前后续集本”被“先诗后笔本”压倒了。
从此以后，很长时间，读白居易诗文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一直用马元调校本。此马本就是“先诗后笔本”。其祖本“南宋绍兴本”也是“先诗后笔本”。其编次是与白居易亲自编辑的文集原貌大不相同的。
相反，日本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圆据朝鲜本印刷的“那波本”（1929年载于四部丛刊）保存原来编辑的样子。但是，文字上与“马本”相似往往有由于后世人修改的错误，而且白居易的自注都被削了。岑仲勉以削注为主要的原因断定“那波本”是日本人随便编辑的书以后，中国学界到现在还低估此书。
日本此外还留下来一些保存白氏亲手编定原来面目的优秀抄本（不是完本）。中国学界也不重视这些书。
其中最重要的是“金泽文库本”。此书向被认为是据白居易生存的会昌年间，日本留学僧惠萼抄写的书的重抄本。
次于“金泽本”的是已故神田喜一郎博士所藏《白氏文集卷三、四》平安抄本两卷。此两卷与敦煌残卷本一致的地方很多。可以认为唐代旧抄本的传本。
此外，还有正元元年（1259）编成的《管见抄》等。《管见抄》是抄出来《白氏文集》全卷之大略三分之一的、镰仓时代的抄本。
所以，关于编制则依据“那波本”，关于文字的异同则依据“绍兴本”和日本留下来的旧抄本推进校勘的工作，这就是恢复《白氏文集》本来面目的正确途径。
上述概略主要是据后面所举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一书整理的。
下面略说校勘的工作如何进展而现在到达什么阶段。
进行此工作的主要学者是平冈武夫、花房英树、小尾郊一、太田次男等人。研究中心是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九月，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开始了《白氏文集》的共同研究。其领导是研究室主任吉川幸次郎和《白氏文集》研究会的主席神田喜一郎。后来，平冈武夫做古典校订班和资料索引编辑的班长。花房英树也是此两班的成员。花了十五年的岁月，校勘的基本工作结束，出版了下述《白氏文集》三册。
他们一方面共同推进校勘的工作，另一方面发表个人的文章，对校勘的前进有所贡献。
小尾郊一《关于白氏文集传本》（东方学报·京都15一2，46.1）一文，对比天理图书馆所藏朝鲜本和“那波本”，断定“那波本”是朝鲜本的翻刻本，批评了以往“金泽本”为“那波本”所本的旧说。
花房英树校勘方面主要有下面几篇文章：
《白氏文集的成书》（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52.2）一文，是日本学者初次详论《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的文章。
《关于岑仲勉氏的白氏长庆集研究》（同2，52.12）一文，批评3岑仲勉“马元调本”比“那波本”优秀的误断，指出了“那波本”的优点。
《白氏文集的资料批判和作品整理（1）》（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人文9，57.11）一文，进一步探讨小尾郊一所说，提出那波本所据的朝鲜本是天理图书馆所藏十四册整版，而且其所据是铜活字本，铜活字本所据的是南宋蜀本的看法。
《同上［2］》（同上10，58.10）一文，以那波本为底本设想北宋刊本，决定了白居易全部作品的号码。日本学者发表白居易研究的文章时，一般作品题目下附记此号码。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批判》（广岛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支那学研究19，58.2）一文，专门对“金泽本”加以研究，提出以下几个看法：（一）金泽本不是金子彦二郎所说的那样是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而是采集早期传入的诸本在不断抄写的长期的过程里成书的。所以“金泽本”的渊源相当复杂；（二）但是，卷六十前大多是继承惠萼本的，而卷六十后是继承七十卷本的，很少受宋代刊本的影响。因此整体上说，它远比其它各种刊本更好地保存了《白氏文集》本来的面目。
花房这些成果被编入大作《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汇文堂60，朋友书店再版74）。
平冈关于校勘的工作有以下几篇文章：
《关于白氏文集的金泽文库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管见抄本》(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书志学论集，57）一文，先确认《白氏文集》版本有两种，一是以保存白氏本人的编次为目标的A系统，二是诗在前面文在后面的B系统。A系统的诸本里最好的是“金泽本”，B系统的诸本里最古的是“南宋绍兴本”。作者然后论述了日本存在的几种A系统本子(标题的诸本)的特点。
《白氏文集和东急本》（大东急记念文库·鉴3，60）一文说，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十九卷占现存“金泽文库本”的大部分，非常贵重。
《白氏文集的成书》（东方学会创立十五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62）一文，详 论《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特别着重探讨从“前集”到“后集”的变化和引起其变化的思想原因（参看Ⅱ一16）。
《白氏文集释文》（东方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72），就《白氏文集》的注释中的音释，指出诸本之间的异同。
《村本文库藏王校本白氏长庆集——宋刊本研究》（东方学报45，78）一文，介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村本文库王校本（清王德秀据宋刊本对马元调本附加校记的书）而指出王氏所据的宋本很可能比南宋绍兴本更早的北宋刊本。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的校勘》（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86.12）一文中涉及的书卷因是个人秘藏，是“金泽文库本”里从来不能看的五卷之一。由于文化厅的好意，作者才能看到这些卷的影印件，在此篇文章报告校勘这一卷的结果。
平冈武夫·今井清校定《白氏文集》共三册(人文科学研究所发行，第一册71.3［卷三、四、六、九、十二、十七］、第二册72.3［卷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第三册73.3［卷三十八、四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五、六十八、七十］)是以那波道圆初印原装的“那波本”为底本，把“敦煌本”、“南宋绍兴本”、“金泽文库本”、“神田本”等做为校勘资料的报告。关于“金泽本”和“神田本”里没有或者不能看的卷子，认为没有校勘的意义，不收入。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即鎌仓抄本卷子二十一卷［有江户期补钞的两卷］与别本鎌仓抄本卷四。川濑一马监修，大东急纪念文库发行）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第一、二册，一九八四年出版了第三、四册。与原物大小相同，单色影印（一部彩色）。
太田次男在东京，作为此工作的另一中心，着重推进了对于旧抄本的研究。
其工作的最大成果就是区分“金泽本”原抄本与其后由于校订被改变的部分而探讨“金泽本”的真正的面貌这一事。虽然花房已经指出了“金泽本”不是纯一的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但是日本学界里长期存在把“金泽本”基本上认为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这种看法。由于太田的研究，此观念才被彻底抛弃。
他在《关于大东急记念文库藏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上一》（鉴15，71.3）、《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管见以卷三十一为中心》（史学44，3，72.4）《关于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以卷三十三为中心》（斯道文库论集11，74.8）、《关于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小尾博士古稀记念中国学论集、83.1）、《金泽文库旧藏本白氏文集卷五十四的复原的研究》（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等许多文章中，探讨了些问题。
这些文章考证了：（1）“金泽文库本”有很多地方在校订时原文被改变为别字，所以应该恢复原来的文字；（2）按照恢复工作的结果，不能将“金泽文库本”笼统地说成是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而应该把它区分为丰原奉重校订本和别本这两种。其底本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卷三十一、三十三、五十四这三卷的文字是继承宋刊本的，卷十二、五十二、五十九、别本卷四十九这四卷有可能其祖本是惠萼本。
太田又在《关于内阁文库藏管见抄》（斯道文库论集9，71.12）一文，指出了《管见抄》此书比以往的看法更有来历而提高了此书的地位。作者说，平冈、花房推定了此书是根据北宋刊本的，但是其正文与宋刊本不大相同，除了一部分外，与“金泽文库本”、《要文抄》很相似，因此可以看作是保存了旧抄本文字的书。
以对“金泽文库本”、《管见抄》来历的正确认识为武器，太田也推进了校勘别的旧抄本与各种刊本的工作。其工作可以分为下面三种：（1）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2）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3）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诸本的研究。
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关于（政事要略）所引之白氏文集》（史学45—4，73.10）一篇。作者认为《政事要略》引用的《白氏文集》的底本与《管见抄》的文字很相似，由于此书成书于1062年，很可能日本过去有北宋最初刊行的《白氏文集》。
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中，《关于神田喜一郎氏所藏本文集卷三、四》（斯道文库论集14，77）一文特别重要。作者恢复“神田本原文”（还没校订时的本文）从而发现此书有很多地方与宋刊本相似。他解释此现象说，“不应该认为抄本被改变而成与宋刊本相似的正文，反而应既认为宋刊本本身与唐抄本很相似。”
《关于我国传存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及其训读》（斯道文库论集16，79）讨论了日本留下来的《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和旧抄本及宋刊本的正文的关系，作者先整理《白氏文集》流传的过程中其原本如何变化的问题，然后指出了以下几点：（1）按着白居易本人的编辑过程，原本本身已有多种正文；（2）北宋刊本是否传到日本不大清楚，但是日本无疑有其重抄本。所以正文及校合注虽然看来是据抄本的，但有时候其实是根据北宋刊本的重抄本的；（3）在中国，《新乐府》、《长恨歌》等很流行的诗歌，早就作为单行本通行了，同时原文也被改变了。总而言之，研究《文集》的原文是一种很复杂的工作。根据校勘的结果，作者还指出：(1)旧钞本《秦中吟》各首没有诗题，这可能是白氏亲自编辑的《文集》的面貌；（2）各种旧抄本之间也有原文的异同，其渊源可能在于白氏亲手编订的原本本身就不是一种这一事实。所以论文字的是非实际上很困难。
《关于长恨歌传·长恨歌的正文——以旧抄本为中心》（斯道文库集18，82)一文，是根据作者多年研究旧抄本的成果校订了《长恨歌传》及《长恨歌》的原文的工作。附载“金泽文库本”与神田博士所藏的《长恨歌》的模写。
在上述研究中，太田不仅论述了日本传存旧本的真正面貌，而且推定了唐抄本及北宋时期刊本的实际情况。
笔者在拙稿开头说，中国的学界一直不重视“那波本”，而且校勘的资料里不包括日本存的旧抄本。中国的学界一提起《白氏文集》的善本，就是“南宋绍兴本”。中国学界不重视日本留下来的善本（或者不知日本留有善本的事实）的这一倾向，从对《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态度也可能看出。中国学界以柳宗元“五百家注本”没有完本（据中华书局《柳宗元集》校点后记等文章）。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来的两种柳宗元集版本》（冯平山图书馆金禧记念论文集，82）介绍，日本留下几部五百家注完本。
两国学界今后如能更积极地推进资料及情报的交换，可免浪费时间。
但是，关于《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学界对旧抄本的过分尊重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抵触与轻视。由于太田如此具体地探讨了旧抄本的实质，“南宋绍兴本”的优越性却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说，现在到了两国的学者都放弃成见而推进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时代。
太田最近写的《关于我国现存的汉籍旧抄本——以白氏文集为中心》（创大亚细亚研究9，88，3）一文，向中国学界指出，日本留下来的各种旧抄本与敦煌本一样是关于探讨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实际情况很有益的、很贵重的资料。这些旧抄本之间也有很多文字异同，其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五十卷本大集成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二是大集成立以后白氏本人所作的改变。最后作者强调，两国学者都不应该把旧抄本单纯看作是对立的版本，而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校勘旧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这些文章还没集为一书。关于“神田本”的研究著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小林芳规共著，勉诚社32）。
神鹰德治继承太田的方法，进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发表了《关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影抄明刊（白氏策林）》（东方学61，81.1）、《关于庆安三年刊本（新乐府）》（日本中国学会报34，82.10）)、《关于朝鲜铜活字本（白氏策林）》（朝鲜学报106，83.1）等文章。
二、 关于诗歌的研究
一、讽谕诗
战前有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参看Ⅵ译注之章。
神田喜一郎《读白乐天诗记》。（东方学报15 — 3，46.11。《神田喜一郎全集Ⅱ》83.11）是神田作为《白氏文集》校注班的领导举《白氏文集》开头的《贺雨》提供译述的范例的文章。
以后，关于讽谕诗的研究集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较少。
此现象可能与此时期是日本人民根据战败的经验建立民主主义日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时期有关系。尤其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里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白居易的讽谕诗认为是揭露和讽刺腐败的社会现象的诗歌而赞美的。
花房英树《白居易的文学（(说林3 — 5，51.5、3 — 6，51.6。世界思想社《白居易研究》71）一文，很热烈地论述，白居易为了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追求“经”的思想，在《诗经》(即诗的世界的“经”)的传统快灭绝了的情况下志愿复兴“诗道”的事情。
竹治贞夫《风雅传统与白诗（德岛大学学艺纪要·人文科学2，53.2）一文，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给了最高的赞赏，认为其特点在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由于他创作这些诗歌，《诗经》的风雅传统大大的复兴了。
法国文学的学者桑原武夫在《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一书里说，白乐天讽谕诗是人类的瑰宝。
社会党党魁而做过总理大臣的片山哲写了《白乐天——大众诗人》（岩波书店，56）一书，这也是象征日本此时期思想情况的同一种现象。
五十年代后半期出现比以前冷静而客观的文章。下面举的文章都是不赞成中国学界给予白居易讽谕诗人、现实主义诗人或者人民诗人的评价的。
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时代》（历史教育616，58.6）一文，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他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等最重要的问题。
近藤春雄《关于白乐天的讽谕诗》（爱知县立女子大学国文学会说林2，58.7）一文，强调讽谕诗与左拾遗的官职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兼济之志的表现，并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现。
堤留吉《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敬文社会61，载于春秋社《白乐天研究》69）一书，论述杜甫诗歌是出于悲惨的境遇而很严肃，白居易的讽谕诗出于作为谏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现实。
新海一《对白乐天爱的认识——以讽谕诗（井底引银瓶）为中心一》（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会报13，62.6）一文，论述白乐天是个希望改造社会的理论家，他的实践并不是彻底的，而讽谕诗是根据六义复古思想想出来的诗歌，它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铃木修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围绕卖炭翁一（汉文教室100，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论述白居易《卖炭翁》里所咏的事情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白居易的新乐府则是中唐文学最后燃烧的表现，其作品里已可以看出讽谕精神衰微的预兆。
平冈武夫《百炼镜——白氏文集札记一》（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74）、《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日本大学中国文学会·汉学研究11·12，75.1）《二王之后——读白氏文集一》（小尾博士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论集，76.1）等文章，与其著作《经书的成书》、《经书的传统》提出的观点相呼应，都贯穿着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看作汉字国家的文化的结晶、“天下的世界观”的表现的独特看法。
最近的研究有下面几篇。
赤井益久《李绅诗臆说》（汉文学会会报25，79）一文，以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为主要的线索探讨李绅《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内容及其写作背景。作者指出，其主题都是外交、藩镇、边境防备等关于异民族的问题，其创作的背景有李绅等谏官与当时用事的李逢吉之间因对外倭的政策不同的争执。
其《中唐诗坛讽谕的系谱》（国学院大学院纪要12，81.3）一文，则从白居易讽谕诗不会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其它诗人、文学观等没有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背景。作者论述（1）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的十种分类，虽然以“讽诗”为中心分类，但分得太零碎混乱。白居易的分类就是让自己的文学活动都进入他视野的、很简明的分类。尤其他想出来与“讽谕诗”相互补阙的“闲适诗”的分类是值得特书的。元稹《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是以统治者为读者对象的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是“讽谕诗”。对此，白诗的主题更广泛、富于艺术性，而且其读者对象包括人民。他确实开拓了“讽谕诗”的新的境界。（2）作为李绅、元稹等的前驱对白居易新乐府给与影响的是韦应物与顾况。顾况拟《诗经》作的《华阳真逸诗》十三篇，类似“讽谕诗”的性格，给白诗以很大的影响，作者最后揭示的中唐诗坛以讽谕诗为中心的交游图，有助于了解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背景。
他的《韦应物和白乐天——以讽谕诗为中心一》（国学院杂志81 — 5，80.5）一文，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不但受杜甫、李绅、元稹等作品的影响，在形式上、素材上也受韦应物的歌行和杂体的很大的影响。
寺门日出男《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汉文教室160，88.5）一文，指出“新乐府”五十首不但是为了批评社会腐败创作的，而且是打算超过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闺怨诗的艺术水平而创作的诗歌。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
（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国学院大学汉文教室13，62.6）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汉文教室118，76）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3，77.12）。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81.4）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12）提上几个看法：（1）《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3）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4）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夫的影响。
（2）、长恨歌传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4，54.4）一文，对《长恨歌传》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1）原来的《传》就是《太平广记》收载的简短的文章。陈鸿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会，把《传》改写了，这改写的《传》被载入《文苑英华》了；（2）“传”包括“注释”和“传奇”这两个意思，但是重点在后者。
对此，花房英树《书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中国文学报2，55.4）一文说，原来的《传》是《文苑英华》的文章，“传”的意思是“注释”。
对此，近藤在《关于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白乐天和唐代小说》(同9，58.12）两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见，这次作者不论《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先后问题，坚持仙游寺会是假想的看法，关于“传”的意思则强调“传奇”的己见。
他的《白乐天和唐代小说》（爱知县立女子大学纪要9，58.12。《唐代小说研究》78，12第一章第二节<唐代小说和白乐天>)一文论述说，《长恨歌》富有故事性，这是受当时流行俗讲的影响的结果。《长恨歌》的结构类似传奇，对写作《长恨歌传》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前野直彬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国文学解释和鉴赏>66.11）一文介绍了他们的争论，关于原文的问题赞成以《英华》为原来的花房说，关于“传”的意思赞成近藤的“传奇”说，然后以《歌》和《传》为线索揭示产了唐代传奇的概观。
柳濑喜代志《长恨歌传考证》（早稻田大学·学术研究24—国语国文学编一，75）一文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引起政治混乱的经过来发扬王者之道德，从而得出结论说《传》有与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
（3）长恨歌序
《长恨歌序》是以“长恨者杨贵妃也”为开头，以“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妇之至矣歌曰”为结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内容专门赞美两人的爱情。江户时代有很多刊本附载上序。当时人相信这是白乐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的序》（爱知县立女子大学·说林4，59.6）、福田襄之介《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东京支那学报8，61.6）、太田次男《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东方学69，85.1），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出现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谈琵琶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7，56.12）一文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的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白乐天在我国——琵琶行的场合一》（说林12，64.2）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象《长恨歌》那样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写的有关《琵琶行》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琵琶行——文字的异同一》（说林15，67.2）、《长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宝》（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古文真宝前集》季报，67）等。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7，57.3）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1）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2）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陈寅恪说的那样白诗模仿元诗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订后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书院，81.4）一书。
八谷仙介在上述书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说明，指出其深层主题是对帝都长安的无限哀思。
（5）其他
山内春夫《王昭君诗考——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一》（橘茂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80.11）一文，纵观了从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咏王昭君的诗歌，论述说其主题大都是离乡、离宫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乐府《王昭君》诗二首其一则吟咏对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书中的故事换骨夺胎表现女人的悲痛，虽然是小品但堪称杰作。
3、闲话诗，陶渊明的影响
［闲适诗］ 从古以来有很多人爱好白居易的闲适诗，但研究此类诗却是最近才开始的。
以往的大多数学者，（1）把象闲适诗的诗歌也叫作闲适诗，认为闲适诗此词汇不具备占古体三分类之一的明确的作为分类语的地位；（2）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3）认为闲适精神与功名心毫无关联，往往强调其高洁。
最近出现了批评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下邽退居时一》（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85）一文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堂堂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并从退居下邽的诗作入手，开了系统探讨闲适诗的端绪，作者举“闲居”、“拙”、“懒”等语的用例和敬慕陶渊明的表现，论述了这时期的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与《与元九书》里说的闲适诗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汉文教室152，85.9）一文认为，（1）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2）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这种愿望，倾注全力于讽谕诗的创作时也写作好象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3）据《与元九书》，兼济与独善是表里难分的一对概念，立足于其上的讽谕诗与闲适诗之间并无主从关系。
管野在同题论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笔者按，西村说“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义，管野说应该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义理解“慵”的意思。两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义探讨闲适诗。但是闲适诗是什么此问题，应该就闲适诗的实际加以探讨。
川合康三《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集刊东洋学54，85.11）一文，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1）韩愈志于
“古”保证他的identity而恢复自信，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2）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幻想人文学科论集25，87，3）一文通观闲适诗而探讨其本质和变化，并且论述了古体三分类的形
成与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构成闲适诗的几个观念而探讨这些观念在各个时期如何结合、如何变化，然后指出下面几点：（1）在江州贬谪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复职的愿望和退隐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论，所以据孟子兼济、独善的理论而构思的讽谕和非讽谕诗的两类；（2）关于大和二年编辑《后集》五卷时放弃了三分类的问题，花房归其因于古体的减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时写作的古体的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类消失的预兆。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古体的世界。这不但意味着讽谕诗这分类的意义没有了，而且意味着闲适诗的分类的意义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闲适诗支配古体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济之志的衰弱，而且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本来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闲适诗》（东书国语273，87.6）也不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说“讽谕诗表现士大夫的“公”的侧面，闲适诗表现士大夫的‘私’的一面。”他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讽谕诗和闲适诗〉》（《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87.9所收）一文，以《与元九书》为主要的资料略论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陶渊明的影响］
探讨此问题的文章有下面几篇。
镰田正《白乐天和陶渊明》（汉文教室34，58.1）、堤留吉《白乐天研究》第11章（传统的继承和新境的开拓）（春秋社，69.12）两篇文章，举出不少白诗模仿陶诗的例子。
小森郁子《陶渊明和白乐天——关于他们的人性和文学性》（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45·哲学15，67.3）一文，指出白居易和陶渊明在为人及文学方面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常肯定自己的人，其诗中的景物是就外界的丰富色彩和变化叙写的，后者常抱深刻矛盾，其景物则是他心情的象征。白居易为人、文学与陶渊明如此根本不同，所以不论白诗诗句表面上与陶诗如何相似，他是不会受陶渊明的影响的。
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福井高专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3，70.3）一文，通过调查其有关陶渊明的诗的系年而指出青年、壮年、老年各个时期的特色。
他的《白氏文集中“吾庐”的含义——与陶靖节集的“庐”之比较（国学院杂志71—4，70.4）一文，指出陶渊明的“庐。”象征他往复于政界与田野之间而摇摆不定的精神，白居易的“庐”却象征以安居政界的稳定情绪为基础的独善主义。
上述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话诗——下邽退居时》、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同下（同153，85.12），都言及此问题。
松浦友久《陶渊明之于白居易（上）——以继承诗的说理性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5，86）、同下（同6，37）两篇文章，指出白诗(尤其是闲适诗)的“说理（说道理或者理念）性”这一基本特点，是继承陶渊明诗的。
四、唱和诗、词、联句及其他
［唱和诗］ 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二章〔白居易文学集团〉中很详细地论述了唱和的兴隆和唱和集成书的过程。作者指出：（1）随着白居易减退对政事的关心，他与元稹、刘禹锡等用近体的诗歌唱酬逐渐地多起来，这样唱和集团很自然地形成了；（2）白居易和元稹为了完成“次韵”的形式做出了努力；（3）编辑《长庆集》时“和韵”已风靡一时了。
作者在第三节〔唱和集的成书〉中，采集各个别集中散在唱和诗而复原了《元白唱和集》和《刘白唱和集》。
前川幸雄《智力游戏文学——元白唱和诗面面观——》（笠间书院《中国文学的世界》五集，81）一文，举元白的唱和诗数首而指出其交往则是一种智力游戏。
柴格朗《刘白唱和考》（中国语文志·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文研究会，61）一文，据花房的成果试图更精密地复原《刘白唱和集》，论述这种书是根据诗歌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乐趣作的想法作的。有此想法的不仅他们两人，从大和到开成时其它文人的所作的大多唱和诗中也可以看出，总而言之他们的唱和诗明显地表现出中唐诗人咏诗歌的意义与前一代的诗人大不相同了。
［词］ 中田勇次郎《白乐天的文殊赞》（东光8，49.3）一文，研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留传来的声明《文殊赞》而断定，此歌词调因为跟《敦煌抄本云谣集杂曲子》收载的《洞仙歌》差不多一样，所以准是一首词。作者又指出，因此篇是晚唐式的词，不可能是白居易的作品，但是无疑是民间词人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唐代人唱词方法的很贵重的例子。
田森襄《诗人与词——白居易和陆游的场合——》（琦玉大学教养学部，1，66.3）一文认为，白居易作词的数量在中唐诗人里最多，但其词不过是受好音乐的诗人随便试作的，与陆游词作对他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不相同。
英房英树《白氏文集校订余录》（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立18，66.9）一文指出，一般认为竹枝》最先是刘禹锡在朗州作的(郭茂倩说)，但实际上元和十四年冬，白、元先作，然后刘禹锡作。
铃木修次《白居易·刘禹锡和新体诗》（汊文教室101，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认为，白刘晚年的交游以唱和诗和作词为中心而游戏性很强。这是相应于牛李党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的。两人晚年的这种交往成为晚唐颓废风潮的前驱。
［联句］ 埋田重夫《关于白乐天和韩愈的联句诗——兼论其在联句形成史上的地位——》（中国诗文论丛2，83）一文指出，从联句的历史来看，白居易一派作的联句，在形式、题材两方面，比韩愈一派作的联句更为正统。
［其他］ 都留春雄《谈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唐代咏物诗一瞥——》（滋贺大国文和20号纪念，82）一文论述，该诗是沿袭始于陈代的咏物送别诗的传统而作的。又指出其诗题不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
五、白诗的诸特征
（1）记录性 白诗有类似记录或者日记的性质。
①记录日常生活
［数字］ 金子彦二郎《数字的表现和白乐天的诗（(汉文教室15，54.11）一文，举白诗里年龄、岁月等运用数字的表现方式并言及其效果。
［酒］ 青木正儿《白乐天的朝酒诗》（智慧11，48.7。春秋社《青木正儿全集》第七卷（琴棋书画）70.4）一文介绍白居易吟咏“卯酒”的诗。今井清《关于白乐天诗中的酒》（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人文科学21，83.3）一文，根据白居易
诗文谈论他的酒量、他喝的酒的成分和效能等。
［茶］ 竹内实《中国饮茶诗话》（茶道文化选书，淡交社82）（体味友情的茶）、（睡后和醉后的茶）、（早春的茶）等各章，介绍了咏茶的的白诗数首。
布目潮 《白居易的饮茶》（三上次男博士喜寿纪念论文集、平凡社85）一文，注意于与陆羽《茶经》的关系而论述了白诗中所见的制茶法、品种、喝茶的礼法等。
［疾病］ 今井清《白居易的健康状态》（东方学报·京都36，64.10）、埋田重夫《白居易咏病诗之考察——结合诗人与题材——》（中国诗人论丛6，87），前一文以其诗歌为材料论及他的病历，后一文指出他作了很多咏病的诗而且这是他象记日记一样写诗歌的结果。
［容貌］ 丸山茂《作为自照文学的〔白氏文集〉——白居易的“写真”（肖像画）——》（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34.8）一文指出，白居易从年青时到晚年经常看自己的肖像画而在诗歌上流露其感慨。
②记胜迹、风俗等
平冈武夫《白乐在的诗与临安志——以寺院为中心——》（冢本博士颂寿记念佛教史论集，61.2）一文，注目于《临安志》(乾安临安志》等四篇)里有关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的诗作的记事而以寺院为中心进行介绍，也介绍了《咸淳临安志》中保存的逸诗两篇。
石田干之助《关于白乐天的长安旧游回顾诗》（中国文学93，46.3。六兴出版《石田干之助著作集》第三86.2）、斋藤茂《关于白居易〔话长安旧游戏赠〉诗——从作为风俗资料的侧面谈起——》(中国诗文论丛五，八六)两篇文章，前文就《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里有关妓女的几个词汇提出了与佐久节不同的解释。后文也认为该诗是可以窥见中晚唐时期游狎之地的很贵重的资料而对全句加以注解。
竹村则行《白居易和天宝遗民——从〔赠康叟〉诗谈起——》（九州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84，冈村繁教授退官记念特辑，87.2）一文，举出表示对天宝遗民的感慨的诗而论述了中唐诗人对表宝遗民的憧憬。
（2）一种岁时记 白居易对季节的交替、景物的变化很敏感。
平冈武夫的文章中注目于白诗此方面而加以解释的文章很多。这种文章有以下几篇。《白居易和寒食·清明》（东方学报，41，70.3）、《三月尽——白氏岁时记——》（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18，76.3）、《三月三日上巳洛滨修禊——白氏岁时记——》（汉学研究16.17合并号，78）、《白居易的山石榴花(杜鹃花)诗》（汉学研究22·23合并号，85）。
野礼行《关于白居易诗中（雪月花）表达方式的成立》（日本中国学会报30，78.10)一文，关于象征着四季的自然美的词语“雪月花”（出于《寄殷协律》的一句“雪月花时最忆君”）探讨了其成为表现四季方式的由来。他的《春尽诗》（静冈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35·人文社会科学篇，85）一文，指出白诗里咏《春尽》的诗比别人多得多，并论及其特点在对季节推移的敏感的表达。白氏此态度对日本王朝文人美学观念的形成，影响很深。
埋田重夫《白居易咏花诗论序说——以江州司马以前为中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10，文学·艺术学编，83）、他的《同——以江州司马以后为中心——》（同11，同84），就咏花的诗歌谈其各时期的特点。
（3）多用口语 白居易在他诗歌中爱用日常用的、口语性强的词汇，这点宋代学者早已指出。
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四章，举出了很多白诗中使用当时口语的例子。
盐见邦彦《唐诗俗语新考》（立命馆文学430，431，432合并号，81.6）一文，摘出白诗中用的口语“阿谁”、“毕竟”、“草草”等很多例子。
埋田重夫《诗语〔颜色〉的形成及其展开——谈白居易诗中所见口语的用法》（中国文学研究8，82.12）、《谈白居易诗中所见的（谁家）》（早稻田大学·中国诗文论丛5，86）两篇文章，都就认题中的词汇探讨其用法而指明白居易是当时用口语的中心人物。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三冬社，84.4）一书，在（把定式）、（被动式）等各个项目中，举了很多白诗中看到的当时口语的例子。
6、对诗风、诗体的变化的探讨
关于诗风、诗体的变化，主要的问题在从《前集》到《后集》的变化和引起其变化的思想原因。
关于白居易思想变化，以往认为，他被贬谪江州以后兼济之志微弱了，而晚年“安于独善”。问题在于他后半生的思想是不是如此单纯这一点。
花房英树在《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60.3初版，74.7再版）一书中，言及此方面的问题。作者说（1）太和二年白居易在编集《后集》时，放弃了在《长庆集》用的古体三分类，新采用了“格诗”、“律诗”二分类。汪立名把此“格诗”定义为“格者但别于律诗之谓。公前集既分古调、乐府、歌行，以类各次于讽谕、闲适、感伤之卷。后集不复分类别类。遂统称之曰格诗耳。”岑仲勉也承认此说。但是“格诗”指的则是除了歌行、杂体、的五、七言的古诗。（2）白居易创作诗歌的重点从古体的讽谕诗转移到律诗和七言，所以他想出此名称。因为已经没有可供分类的古体的数量，所以古体三分类消失了。
平冈武夫《白氏文集的成书》（东方学会创立十五周年东方学论集，62.7）一方，论述了《前集》和）《后集》的成书过程。
作者说，（1）讽谕诗是立足于为了表现“天下的世界观”（详于《经书的成立》）的使用汉字的文官的自负与使命感而咏出来的诗歌。但是从被贬到江州后到任杭州刺史的这一段时期，他本来的壮志免不了变化。因此，作为一个段落，长庆告终时，托元稹编集《长庆集》。（2）《后集》中没有制诰之类那种史官作的文章，也没讽谕诗，古体诗数量剧减。（3）以后白居易面临着诗应该表现“天下的世界观”的传统观念还是表现从心灵深处产生的感情的矛盾。（4）他世界观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不使此矛盾激化而加以调解提佛教思想。因他主要地关心佛教思想有与重视兼济的中国传统思想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不拘泥宗派。从佛教学到的非传统的立场使他的文学比以前增加了深度和广度。他相信努力使现在的自己活下去在来世就会被救济而对寺院陆续奉纳他的文集。
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第一章（白居易的生涯）中探讨了白居易的一生思想变化，在第三章《文学的立场》中论述了文学观变化的过程，说他诗道的观念是根据对经的信仰与对史的倾倒而确立的，但由于被贬到江州他这文学观遭受到危机，因此接近佛教思想，肯定了不问政事的文学观念，而热中于律诗创作等等经过。此书关于白诗诗风的变化与他思想的转变论述的最全面的而详细的书。
平冈武夫《白居易》（筑摩书屋，77.12）以弄清白居易写《与元九书》时的心境为主要目的，论述了他的世系、宦途、家庭情况等。作者尽量多举散文，关于元稹宦途、诗文也用了很多篇幅。
关于白诗的诗风和他思想的转变，花房、平冈提示了基本图式。以后的研究的课题在修正其图式，或者就他诗歌创作的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问题等加深分析。
太田次男《白乐天》（集英社，83.1），用大部分篇幅研究被贬江州以前的时期，着重论述白居易作为政治家的精神面貌。作者强调，虽然讽谕诗的创作元和四、五年结束，但给讽谕诗最高的评价此态度到晚年一直基本上不变。他作为儒家的思想和生活，一辈子基本上没有变化。
埋田重夫《围绕白居易五绝和七绝的对立性》（中国诗文论丛4，85.6）一文论述白居易的精神特点是在安定而整齐的世界里寻求积极的共鸣，此爱好平衡感觉很适应必需对偶和整齐的七律的创作，相
反不适应偏重感觉，强调变化的五绝的创作。
下定雅弘下述论文，以闲适诗为主要的材料，探讨了从贞元末年到任杭州刺史时的白居易思想转变。参看〔闲适诗〉章。其《白居易诗体的转变期——从江州时代到杭州时代——》（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纪要人文学科论集26，87.10）一文，先指出从《长庆集》到《后集》表面上的最大的变化是：（1）《长庆集》的分类是古体三分类和律诗的四分类；（2）古体与近体的比率，在《长庆集》相抗衡，《后集》以后近体占百分之八十。然后探讨其原因而作出结论：引起此变化的思想转变则是从作为京官的identity遭受危机的剧烈的矛盾到获得一定的高位而还是不满的微弱的矛盾的推移。论文结尾附载据花房《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整理的资料：①白居易各诗体每年的创作数量。②古体三类每年的创作数量。③《长庆集》古体三类和近体各时期的创作数量。
三、 关于赋、文、白氏六帖的研究
［赋］ (卷二十一)
平冈武夫《白居易与赋》(吉川博士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论集，六八)一文，侧重于白居易的赋与其人生和当时社会的关系而提供了很详细的解说。作者指出：(一)当时赋是以登进士第为目标的人最关心的文体；(二)当时赋在形式上处于快完成了而还没有完成阶段。这时白居易恰好登场写作了独创律赋。
［哀祭文］ (卷二十三)
吹野安《杭州刺史白居易——以祈皋亭神文为中心——》（国学院杂志87—12，86）一文就标题的文章指出，向山神祈祷下雨的表现就是沿袭《书经》的金□的祝文，保存古代式样的。
［墓志铭］ (卷二十五)
平冈武夫《石刻和文集的关系——谈白居易会王墓志铭》（鸟居久靖先生华甲记念论集，中国语言和文学，72.12）一文，就标题文章，主要说明了石刻的记述形式。
［书序］ (卷二十八)
伊藤正文《致元稹的信》（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3，《汉·魏·六朝·唐·散文选》，平凡社70.10）是《与元九书》的译注。
［书颂议论状］ (卷二十九)
平冈武夫《白乐天的补逸书》（东方学报17，49.11）一文论述说，白乐天企图补充《尚书》中亡佚的〔汤征〉篇而写作了此文章。六朝时代洗练的文章技巧与唐代很明显的复古主义结合起来，唐代文人对文章的创作产生了绝大的自信。白居易就是在此背景下写作了《补逸书》的。
［翰林制诏］ (卷三十八)
平冈武夫《杜佑致仕制札记——白居易的习作——》（铃木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学论集，72.10）一文，就标题的文章提供解说而指出：（1）《旧唐书》杜佑传载有天子的正式制，所以此文章无疑是白居易的习作；（2）岑仲勉认为《文集》载的文章是伪作显系误断。“金泽文库本”卷三十八，其卷首记载“翰林制诏二拟制三”；（3）白居易对杜佑以七十八岁高龄致仕给与不大高的评价等事。
［策林］ (卷四十五——四十八)
鬼头有一《白乐天的政治思想——无为之道——》（东洋文化［东洋文化振兴会］13，66.11）一文，就（策林）表现的政治思想，摘出无为的思想，探讨了其理论。
他的《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必须从容驯致——白乐天（策林）研究——》（皇学馆大学纪要23，85.1)一文，就（策林）中以天子修己、安人为主题的第一道到十七道，论述了其要点。
［判］ (卷四十九—五十)
布目潮沨《从白居易的判看唐代之荫》（中国哲学史的展望和探索，木村英一博士颂寿记念会编，创文社，76.11）一文，从白居易（判）中摘出有关“荫”的三道，探讨唐代行政的实际情况的一端。作者又指明，以往根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大家认为他的（判）都是贞元十八年在考书判拔萃科时作的，但实际上〔判〉里有他后来补充的文章。
布目潮沨、大野仁《白居易百道判释义（一）》（大阪大学研究集录·人工社会科学28，80）、《同（二）》（同29，81）、《同（三）》（同30、82）、《同（四）》（同31，83）、《同（五）》（摄南大学学术B：人文·社会篇2，84）、《同（六）》（同3，85）、《同（七）》（同4，86）、《同（八）》（同5，87.2），是白居易（判）的译注（到《七》、翻译到第四十四道)。
［祭文］ (卷六十)
平冈武夫《放从良——白居易的解放奴隶——》（东方学报38，67.3）一文，注目于《祭弟文》里看到的“放从良”语(解放奴隶而使他从属于良族的意思)，关于其意义不仅就白居易的用例，而且以唐代的整个制度为对象加以论述。
［白氏六帖］
花房英树《关于白氏六帖》（广岛支那学会·汉文学纪要3，49.7）一文，是对《白氏六帖》进行全面的探讨的唯一文章。作者认为：（1）因此书与以前的类书内容差不多，所以宋程大昌的与帖试有密切关系之说不当。中唐以后除了卷轴以外，还出现了册子、折本等。“六帖”就是“六册”的意思；（2）南宋时，《白氏六帖》与抚州孔传《后六帖》合为《白孔六帖》一书。现存的是傅增湘旧藏《白氏六帖事类集三十卷》系统(被分作六帖)和陆心源旧藏本（被分作十二帖）两种。傅本比陆本优秀；（3）晁仲衍以白居易《事类集要》为基础而校订增补成为《事类后集》。此书是现存宋本之祖。《白氏六帖》被《事类后集》包含了。白居易编辑的书在与《后六帖》一起被合为《白孔六帖》以前，已经有了很大变化；（4）检查现存宋本的语言，从经史典籍引用的语言非常多。此现象与白居易初期文学观一致。但《文集》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佛教经典，在《六帖》里却地位很低。因他退居渭村以后才认真地关心佛教，《六帖》是在此以前成书的，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5）记载的方法采用摘句、事类的形式。探讨其内容，与《艺文类聚》、《北堂书抄》等先出的类书对立，与《白氏文集》的倾向一致。
［金针诗格］
船津富彦《金针诗格质疑》（东洋文学研究3，54）一文继承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第五篇隋唐五代的说法，指明传说是白居易写作的标题书实际是明以前某人的伪作。
四、 关于思想、佛教的探讨
关于思想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白乐天整体思想中的儒、释、道三派思想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问题。
战前，市村瓒次郎说：“白乐天的思想从儒教出发，路上绕到道教，终于到达佛教的堂奥。”（《支那史研究》唐代的三教和白乐天的思想，39.9）。
金谷治《白乐天的精神》(文化19—1，55.1）对此说大体认为，但还应该从贯穿他整个生活的精神方面去把握。
作者论述：（1）儒家正统观念，从他少年时已深有体会。但是被贬为江州司马以后，就很少流露出。而道家思想却伴其一生。他从中寻求了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精神境界。他这种态度就是他所说的独善的立场，这立场与兼济的政治立场并不矛盾。对佛教思想的态度也与老庄思想的态度相同。他晚年信仰净土而不分别弥陀与弥勒，这标志着他不太重视这种分别；（2）白居易是善感而真挚的人。名利和闲适他都追求。由于其愿望太强烈，又使他苦恼，因此为了寻找安慰便转向老庄、禅学以寻求平静闲适的境界；（3）白居易此精神面貌很象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文人。
小守郁子《白乐天的局限——其否定精神的不足——》（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十周年纪念论集，59）一文，不仅论述了白居易对三教的态度，而且论及贯穿他生活和文学的消极的一面。作者认为：（1）新乐府《五弦弹》虽然是讨厌郑声的流行而悲哀正始音乐的衰退的，但是读《五弦弹》前者的魅力却引人注目，这表明白居易本身不知道他唯美主义的感性与急于批评的理性之间有矛盾；（2）关于老庄思想，用其语言太随便，没有系统和条理；（3）关于佛教思想，不一定否定因得风疾寻求在来世的救济之抚尾说，但是他关心禅、弥勒、弥陀如此多方面，这与他自夸博学的虚荣心也有关系；（4）白居易咏思想问题的诗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唯心主义倾向，其思想是离开
现实的。作者最后下结论，单纯而乐观的肯定精神贯穿他的生活和思想。
蜂屋邦夫《白居易的道家道教思想》（东洋学术研究［东洋哲学研究所］27别册，88.11）一文，以白诗为主要材料，按着写作年代的顺次追踪他老庄思想的表现。作者认为，《醉吟先生传》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文章。但其饶舌、华美一点儿也不象陶渊明。其特点在彻底肯定自己生活方式的乐观主义。关于七十岁时所咏的《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卷三十六)，作者作出这样的结论，“其基本思想是儒教思想，老庄思想有个作用使儒教的刚直中和而变为柔的和。对此，佛教思想专门担任治疗内心苦闷安慰心情的作用。……三者经常没有矛盾一起存在，他一生中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或者变化。”
［佛教］
关于佛教，最大的问题在于：（1）他的信仰为什么从禅宗改变到净土教?（2）他对净土的信仰里，为什么对弥勒的信仰与对弥陀的信仰不对立而一起存在?
抚尾正信《关于白居易的信仰》（西日本史学5，50.10）一文，以他晚年住在洛阳时期的信仰主要对象，探讨白居易的佛教思想，奠定了此方面研究的基础。
作者论述：（1）白居易，三十岁左右参东都凝公之门(此人可能属北宗禅)；（2）太和三年分司东都以后，如满给白居易传授了南宗禅的心要；（3）白居易太和三年以前已有对弥勒的信仰。得风疾的苦痛加深了他对弥勒净土的信仰；（4）对弥陀的信仰萌生于江州司马时；（5）(a)他倾倒禅宗是为了把现实的苦恼克服在现实的世界，(b)但另一面，来世的观念也贯穿在他的信仰中，把《文集》好几次奉纳给寺院，也是为了以今生世俗的文字、放言寄语之因变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的行为。这样想望来世的生活的话，因弥陀、弥勒都同样是来世的救济主，他不分别弥陀、弥勒是很自然的。(c)他信仰转变的关键在开成四年得风疾这一事，得这病以后他把自己号称香山居士。
篠原寿雄《唐代禅思想和白居易》（印度学佛教学研究7—2，59.3）一文，以白居易这个居士为例，论及中唐时禅宗兴盛的一个原因。
他的《白居易的文学与佛教》（汉魏文化研究会内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学论集，64.2）一文，就白居易为什么晚年信仰净土教的问题加深探讨。作者指出下面五个原因：（1）希望救济不能放弃诗作的习惯的自己；（2）儿女的死；（3）当时《观无量寿经》很流行，此经的特征在禅净一致；（4）长安是唐初善导传禅教的地方；（5）白居易倾倒的慧远是修净土往生之行般舟三昧的人。
加地哲定在《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加地哲定著作刊行会65，同朋舍79再版）第四章（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中（白居易的偈文）一文中，注目于白居易信仰净土的实际而认为，他信仰净土教的目的主要在在现世过舒服的日子，不一定在来世的幸福，死后去何处此问题，对他不重要。因此
开成五年他同时信仰弥陀（其净土是天上）和弥勒（其净土是西方）。作者又论述了《六赞偈》就是白居易愿意以文学报三宝恩而作为未来赞佛之缘的，是佛教与文学融合的真正的佛教文学。
平野显照《白居易的文学和佛教——以他和僧徒的交往为中心——》（大谷大学研究年报16，64.3）一文，把白居易的一生分为雄飞的时代、吏隐的时代、退隐的时代三个时期，以与僧徒相互赠答的诗文为材料，探讨了每个时期他与佛教的关系。
他的《白居易撰释教碑笺注（一）》（大谷学报46—4，66）、《同（二）》（同49—2，69.10），对白居易的释教碑加了汉文的注解。出典、事项都很详细。
他的《唐代文学和佛教研究》（朋友书店，78.5）中的第一章（唐代文学和白居易的地位）是作为本书序言新写的文章。作者指出：（1）白居易的诗作与唐代小说的流行有很密切的关系；（2）白居易与缁徒的交往加深了对佛教精髓的理解；（3）白居易能把自己看作“诗魔”而一生从事文学创作是由佛教培养的精神的作用。
作者把前稿《释教碑笺注》收入此书并就白居易晚年信仰净土的原因提出与抚尾、篠原、加地不同的看法。作者说，白居易很精通经律论的主要佛典，但如神凑和尚的塔铭最明显的表示，他与思想上很大度的禅僧往还，受了融合性强的禅宗的感化。因此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净土思想。
他的《白居易文学和佛教经典》（森三树三郎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学论集，79）一文指出，《楞伽经》、《大智度论》、《维摩经》、《首楞严经》等经典给白居易很大的影响，“诗魔”此语表示的负债的观念出于《首楞严经》等事。《白居易的（斋戒）诗——乾——》（大谷大学文艺论丛16，81.3）、《同——结——》、（同19，82.9）、《同——结——》（同21，83，9）指出，白居易开始于长庆年间的斋戒对他人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一直到晚年当他斋戒时还不能断绝对每个季节的景物、交游、诗酒等的爱好。《白乐天的孤独》（大谷学报63—3，83）、《白居易幽独的诗情》（大谷学报六63—4，84.2）两篇指出，白居易的“幽独”不像在《九章》、《文选》里看到的那种在山中不满而沉闷的心情，而是发于在市井得到的闲适的诗情。《白居易诗中所用的道情》（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语学文学论集，85.7）指出，白居易把“道情”此语的意义固定为倾倒于佛教的心情的意思。《居士表明的白居易的心情》（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指出，把自己号称“居士”的人，白居易以前只李白号称“青莲居士”。
笔者按，平野的论文常强调白居易对佛教思想的关心和道情的深化，而对白居易固有的思想矛盾进行探讨并分析其矛盾与他的信仰有何关联这方面比较欠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晚年几乎没有思想矛盾的看法。平野此看法有问题。
田中利明《白居易——他为唐代思想研究提供了什么素材——》（学大国文27，84）一文论述，白居易受马祖禅的影响，最晚年有被打破“人性三品说”的想法而开了宋学人性论先河。
［其他］
渡边信一郎《白居易的惭愧——唐宋变革期农业结构的发展与下级官人阶层——》（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36，84）一文，指出白诗中可以看出因“不耕”而“惭愧”之念，探讨了其历史上的原因和阶级基础。作者论述说，白居易在下邽时的农地经营是继承从六朝以来的家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但是在自己经营自己的土地的自立小农民阶层出现的过程中，过去身份上与农民的绝对区别逐渐地相对化了。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图保留以前的土地所有权，最一般的方法就是成为特权官僚此一路，白居易所走的路也就是这条路，他的“惭愧”根源于此。
笔者按，过去中日学者一般都认为白居易、朝愈等知识分子作为新兴地主阶层身知的科举官僚与大地主豪族阶层出身的官僚是对立的，而在当时他们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但是渡边此篇文章有促使我们再加研讨此问题的很重要的意义。
五、传记
［传记、年谱］
花房英树《白乐天》（鉴书房，59.12初版、87新装第一次印刷》是Arthur
Waley "THELIEF AND TIMES OF PO CHU-I"（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don,49）的译书。各章结尾作者加的译注很详细，往往纠正了Waley的错误。《白居易年谱稿》（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8，62.10）、《同》下（同15，63.11。两篇同载于《白居易研究》71）是用汉文写的力作。考证很周密，多处修正了陈振孙、汪立名的年谱的错误。
西村富美子《白居易传》（小川环树编《唐代的诗人——他们的传记》，大修馆书店75.11），提供《新唐书》白居易传的训读、口语译注。
［世系、家庭等］
平冈武夫《关于白居易的家庭环境的问题》（东方学报34，64.3）一文，就白居易的世系、家族等问题，主要针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见解提出意见。
作者认为：（1）白居易往往自称“太原白居易”，但这是本宗。他是从太原迁到韩城，再迁到下邽的白氏子孙；（2）根据白敏中与山东名族崔慎由对立的实际情况，牛李党争的本质应该认为是官僚与门阀的对立；（3）把白居易的“白氏”看作胡姓的见解没有什么证据；（4）白居易本人说的家谱与载人《宰相世系表》的白敏中的家谱之间有一些出入。可疑的是后者；（5）《旧唐书》、《阙史》关于母亲的死的记载都是虚构。应该相信白居易本人说的“病死”说。最后论及作为坟墓之地选择下邽的来由。
他的《白居易和他的妻子》（东方学报36，64.10）论述了：（1）`他妻室是大族杨氏汝士的妹妹；（2）因白居易与杨汝士做了亲密的朋友，所以能娶她；（3）白居易可能把他对杨氏的爱情寄托在《长恨歌》玄宗对贵妃的爱情上；（4）汝士之兄虞卿属于牛党。白居易虽然是杨氏的姻戚，但与牛党没有特别的关系而能中立于各派之间，这是值得尊敬的。
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一章《白居易的生涯》中说，杨氏的一族不是平冈说的那样的大族，白居易寄给夫人《赠内》诗时，杨氏兄弟都还没登进士第。其父终国子祭酒，其祖父终临汝县令，所以杨氏一族不能算是上流。作者又指出平冈就陈夫人世系的问题对陈寅属提出的意见，Arthur
Waley曾经谈到过。
六、诗文的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