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都是洛阳人 　　　　　　　　　　　　　　　 白高来先生
　　元稹，字微之，别号威明，河南府（洛阳）人。大历十四年（７７９年）生于长安靖安坊。八岁丧父，母郑夫人携之依舅族，并亲教读；后奉母随姐丈陆翰在凤翔西北边荒之地居住。元稹幼聪慧，且勤奋读书，十五岁以明两经擢第。贞元十九年（803年）与白居易同登拔萃科第，同授校书郎，二人交往日益密切。元和元年（806年）春，元、白同罢校书郎，同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时事，成《策目》七十五门；四月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考中第三等，授左拾遗，因上书论政，不久出为河南县尉。
刘禹锡，字梦得。他的七代祖刘亮在北魏任散骑常侍，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刘亮也跟着到了洛阳，在洛阳定居下来，刘家也就“籍占洛阳”了。祖父刘鍠，先是任洛阳县主薄，后来做到殿中侍御史。父亲刘绪天宝末进士，官“浙西从事，加盐铁副使，
　　主务于埇桥”，因避“安史之乱”把家东迁到苏州，刘禹锡大历七年（７７２年）就出生在苏州所属嘉兴县。贞元八年（793年）进士及第，贞元十年（795年）中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他自称太原人，自曾祖父白温迁陕西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东北）。白温在唐高宗晚年、武则天大周朝都洛时任朝官（朝清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在洛阳有一处宅第；祖父白鍠，在任洛阳县主簿时，在洛阳娶妻生子，把家安到了洛阳。后在河南府所属巩县令任上连任三考，才把家搬到了河南府郑州新郑县。白居易大历七年（７７２年）就出生在新郑县东郭宅。洛阳毓材里白氏宅第是白温、白鍠、白季庚及家人、族人的住处，也是白居易早年在洛阳或路过洛阳时的住处。长庆四年（８２３年），白居易罢杭州刺史，秋归洛阳，买下故散骑常侍杨慿履道里宅，把家定居在洛阳。洛阳是白居易一生中时间最长的居住地，病逝后就长眠龙门东山琵琶峰。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异地相遇，一说起是老乡，双方感情交融，立即多了几分亲近感。白居易与刘禹锡，他们不仅是洛阳老乡，而且祖父同名鍠，都任过洛阳县主簿；父亲都是天宝末及第；白居易和刘禹锡“同甲子”（都生于７７２年），年轻时都在苏州和符离、埇桥居住生活过。谈来叙去，友情越来越深。
　　二、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有着相同的抱负和相同的遭遇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所处的时代，正是的唐帝国日趋衰败的时代。安史之乱给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加上吐蕃连年入侵，唐帝国的版图大大缩小了。那些割据一方的大军阀（藩镇），更是肆无忌惮地扩充军备，搜刮财富，和
　　唐王朝分庭抗礼；同时他们加重租税，强拉丁役，使广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朝廷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宦官对百姓的肆虐，更是形同盗寇。同时，进士出身的新兴士族和旧官僚又展开了迭相攫取政权的斗争。
　　处在这样的时代，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都有着忧国忧民、改革时弊，以图国强民安的志向和抱负。刘禹锡积极参加“永贞革新”，是这次政治改革的核心成员。“永贞革新”抑制方镇，惩办贪污；任用贤能，裁减冗员；整顿税收，削减盐价；放还宫女，禁止宫市。“永贞革新”打击了宦官和方镇势力，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其进步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它触犯了专权的宦官、割据的方镇和士族大官僚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合力反对，仅进行了一百四十余天的“永贞革新”便被扼杀了。从此，刘禹锡同“永贞革新”的其他积极参与者一起，受到了长期迫害。从公元805年九月，到公元826年，刘禹锡先后在朗州（今湖南常德）、连州（今广西连县）、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和州（今安徽和县）的偏僻州县辗转了二十二年。白居易、元稹是同情和支持“永贞革新”的，白居易曾作《为人上宰相书》（此宰相即韦执谊，是“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白居易所谓“为人”代书，实际上是其内心的表白——表明自己对“永贞革新”的支持和期望：“夫欲行大道，树大功，贵其速也。盖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此言时之难得而易失也。”“永贞革新”要革的，正是白居易所痛恨的时弊，他是多么希望革新者们能够快刀斩乱麻，一举成功呢。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仍不忘谪居朗州的刘禹锡，寄去了自己一百篇诗。刘禹锡很快写了和答诗：《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高度评价了白居易的诗歌艺术，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白、刘之间第一次诗文交往。
　　贞元十九年（803年），白居易、元稹同登“书判拔萃科”，同授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白、元罢校书郎，为应“才识兼用明于体用科”，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制成《策目》七十五篇。策试结果，元稹以第三等授左拾遗，白居易以东四等授周厔县尉。白居易、元稹在交往中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二人志同道合，都十分痛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廷腐败、贪官污吏，都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特别是备受欺压和盘剥的农民；都主张共同起来揭露、反对，以“张直气而扶壮心”。随后，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元和三到五年，即808——810年），身为谏官的白居易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首先奏请免去江淮赋税以救在水深火热中的灾民，又请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尽量消减宫女孤居的苦痛；反对王谔以搜刮人民的财物进奉、贿赂朝廷，谋求宰相之职；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去指挥对王承宗的作战；请罢用兵河北，以免百姓遭殃，……如此等等，几千百言，情词激烈，都是别人所不敢说的。元稹在任监察御史时，初使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违法加税，并平八十八家冤事；使还，分司东都，不畏权势，奏摄河南尹房式不法事令其停务。执政者恶元稹之所作为，罚其俸，并召还长安。途经华阴敷水驿，与中使刘士元争驿房，刘士元用马鞭打伤元稹的脸。朝廷不仅不治刘士元的罪，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连上三状，论元稹不当贬。元稹的遭遇，五年后落到了白居易头上。元和十年（815年）六月，白居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上疏请急捕刺杀武相（元衡）的盗贼，
执政者却以宫官先谏官言事而恶之，又有人污白母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却作《賞花》《新井》诗，有伤名教，故貶白居易为江州司马。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先后受到朝廷的贬处。
　　三、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及诗文交往
《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
　　（一）白居易、元稹的诗歌创作及诗文交往
白居易、元稹共同的抱负也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交往上：
1、 关于白、元的文艺主张。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中提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其共同点就是：遇事托讽，以收“美刺比兴”之功。题材选择---以有关生民苦乐“闻见之间有足悲者”为对象（白居易）；写作动机---刺“病时之尤急者”（元稹），所以他们的创作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以讽谕的形式，对现实中的事件，加以生动的刻画，通过形象，反映实质，集中表现，重点突出。
2、 关于白居易、元稹作品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白、元一致重视的讽谕诗，正是他们批判现实，反映生活的重要武器，尤以他们担任谏官、供职翰林时期的《新乐府》《秦中吟》等一类作品，无情地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种种事实，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性。他们这方面作品主要有：反映人民疾苦和贫困的，如白居易的《观刈麦》《村寒苦居》《采地黄者》，元稹的《织妇词》《田家词》；讽刺统治阶级横征急敛、贪污强暴的，如白居易的《重赋》《杜陵叟》《卖炭翁》《黑潭龙》等，元稹的《采珠行》《捉捕歌》；暴露豪门贵族荒淫无耻的，如白居易的《轻肥》《伤宅》《歌舞》等；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的，如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关心其他社会问题，如同情、关心妇女命运，劝戒奢侈浪费，针贬嬖幸习俗，关心人道等等。
3、关于白居易、元稹的长篇叙事诗。白居易、元稹在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上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如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白的这几篇长篇叙事诗为后来诗人学习、仿效，为历代诗词研究者推崇，为后人千古传诵。
4、关于白居易、元稹的唱和诗。今存白诗2887首、元诗832首，白居易、元稹唱和诗达312首，其中白诗185首、元诗127首，其数量在诗史上占首位，此其一；其二，白居易与元稹唱和，长篇累幅，多则上百韵，少亦数十韵，争奇斗胜，层出不穷；其三，前人和唐人唱和为和韵，元、白始创次韵唱和，依次押韵，前后不差，前无古人。元、白的唱和诗收集二人合编的《因继集》中。
（二）白居易、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和诗文交往
　　前文已提到，白居易在长安翰林学士任上时（808年），曾寄诗百首于谪居朗州的刘禹锡，刘禹锡很快写了《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一百篇，因以答贶》诗：“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对白居易的诗作了高度评价：三、四句形容白诗的境界之美，用清夜琴声和春风扬花来赞颂白诗醉人的音色；五、六句用“郢人斤斲”的典故和仙衣无缝来赞颂白诗高超技艺；最后的两句是说这样的好诗在世上很难找到。后来白、刘二人长期无见面和诗文交往的记载，但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心是相通的。到了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和后来在苏州刺史任上、元稹在浙东观察使任上、刘禹锡在和州刺史任上时，白、元、刘有了诗文来往。宝历二年（826年）冬，白居易因病罢苏州刺史、刘禹锡离任和州，二人在扬州不期而遇。心议多年白居易、刘禹锡一见如故，悲喜交加，亲热无比。在宴席上，白居易把箸击盘，慷慨悲歌，即席赋诗《醉赠刘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尔十三年折太多。”对刘禹锡的坎坷经历表示了极大同情。刘禹锡即席回赠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都是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在诗中一方面对自己政治生活中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悲愤合哀怨，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不屈和愤发的精神，同时也对白居易的慰籍和关怀表示了感激之情。自此后，白居易、刘禹锡不论同居一地，或居异地，二人唱酬诗歌不断，他们先后把唱和诗编为《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集》。

　　白居易、刘禹锡到了晚年，仍然攻诗不掇，而且相互学习、借鉴，力图创新。刘禹锡学习民歌形式，创作了组诗《杨柳枝词九首》，白居易仿效刘禹锡，写出《杨柳枝词》八首。白居易对杭州的美好景色难以忘怀，在洛阳创作了著名的《忆江南》三首，刘禹锡很是欣赏，便写了《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二首。这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始出现依曲填词的记录，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占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