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与元稹文学集团”的组成
（台湾）马铭浩
所谓“白居易与元稹文学集团”，也就是指以白居易、元稹为主要核心人物，所组成的文学团体，其成员组成的因素相当复杂，但大致仍与白居易或元稹有相当程度的关联。白居易、元稹二人同为元和诗坛的重要人物。虽然据史书所载：二人之前代均为官第人家（1），是属望族之后裔。但却也同样地早已没落，已非当代之世家大族；更何况唐人常有自託于望族之后，以增重自己门望的现象。二人入仕之途同为常贡之制，不同的是元稹系在唐宪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时以两经擢第；白居易于贞元十五年（799），二十八岁时举进士（2）。当然，唐代普遍存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的看法，及进士登和如跃龙门的观念，因此白居易虽晚元稹六年及第，年岁也大了许多，但真正被社会所崇拜的，反是进士出身的白居易了。倒是白居易在贞元十五年（799），才由宣城乡贡入京；元稹却最迟在贞元八年（792），就以其兄调兴平长安万年县尉时，随其兄入京了（4）。明经及第之后更是一方面积极地加入文人的社群，一方面努力于诗文的创作与学习。其《诲侄等书》云：
至年十五得明经及第，因掉先人旧书于西窗下鑽仰沈吟，仅于不窥园井矣！
《同州刺史谢上表》亦云：
年十有五得明经出身，自是苦心为文，夙夜强学。
而《投吴端公崔院长诗》则说道其所参与的文人生活：
遥闻公主笑，近被王孙戏。邀我上华筵，横头坐宾位。那知我年少，深解酒中事。
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含词待残拍，促舞遁繁吹。叫噪掷投盤，生狞摄觥使。
逡巡光景宴，散乱东西异。
按唐制明经科考的是《礼记》、《尚书》等学术性质之内容，应考者须“尽帖平文、以存大典”（5），较不要求对时尚诗文的创作。但明经及第之后仍须参加制举方能求进，以唐代崇拜文学的社会风气，不管应那一科制举，诗、文创作都占有重要的份量，甚至在京师愈有文名，愈有利于考试。因此，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自道其“年十五粗识声病”，是在明经登第之后，方苦心于诗文，《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更谓当时：
学问攻方苦，篇章与太清。囊疏萤易透。锥钝股多坑。
笔阵戈矛合，文房栋桷撐。豆萁才敏□，羽猎正峥嵘。
此时，元稹已正式地参与京师的文人生态，自然和文人之间有相当程度的交往。而就在这段期间，有不少重要的元和文人如柳宗元、刘禹锡、张籍、孟郊等人登进士第（6）并参与京师文人的社群活动。若真如史籍所载，这些人在登第之后即诗名大噪，竟和元稹没有交往、观摩的记录。比较可以理解的是明经出身的元稹，仅管积极地参与文人社群，但文学地位仍有待努力攀升。反观白居易，自称“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7），却一直居于江南之地，到贞元十六年（800）始登进士，加入京师文人的生活圈，并迅速地成为重要的文学家。白居易、元稹虽出身不同，却组成了元和文坛上的重要文学集团。其间之互动及与社会的关系，及此一文学集团组成的各种因素，详析如后：
第一节 文学意识
1、讽谕文学
白居易、元稹提倡讽谕文学，形成中唐文坛的重要现象，所谓讽谕文学，系广义的指称是有讽谏功能的文学作品，白居易、元稹则在此一共同意识之下，更进一步的推展以《诗经》为仿效对象的新乐府文学，而新乐府文学的推展，事实上也是促使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成形的原因之一。元稹在未识白居易之前，创作观念上并没有与时辈名作家有共识的倾向。唯共自称“与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为诗”（8），并有《清都夜境》、《春晚寄杨十二》等七首诗作谈二人之交游，诗下亦明注是“年十六至十八时作”，即其“粗识声病”，学为时文之期。而杨巨源两唐书均不载其事迹，惟《唐才子传》卷五及《全唐诗》卷三百三十三有小传，系贞元五年擢进士，观其作亦多为酬赠之类，或如“杨花落”、“月宫词”等美文，并无讽谕思想之痕迹。二人之“日课为诗”大概仍只是一般的酬酢。倒是在元稹文学观念形成的先期，直接受到陈子昂及杜甫的影响，其“叙诗寄乐天书”道：
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翫激烈，即日为思玄子诗二十首。
并以此二十首诗示于郑京兆，深得赞赏，“由是勇于为文”，而后，
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兴寄，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且在十六岁时仿制杜诗，作《代曲江老人百韵》，其承续陈子昂对社会诗的体认，及杜甫诗学的兼容并蓄，以作为他理论及创作的基础是可以承认的。
白居易、元稹二人同在贞元十九年（803）应吏部书判萃科通过，并同授为秘书省校书郎，乃定为终身之交。元稹《李建墓志铭》道：
公始校秘书时，与同省郎白居易、元稹定死生分。
白居易《代书时一百韵寄微之》注则说：
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
按唐制：秘书省是属于文教机关，校书郎员额有十名，属正九品上，“掌□校典籍，刊正文章”（9）。此一官职几乎与现实政治没有太大的关联。二人同任此职，遂展开一连串的互动行为。此时二人交游赠答之诗已渐多，唯细观其作品，尚没有文学理论或思想上的讨论。必须待宪宗元和元年（806）二人罢校书郎，退居华阳观，闭门勤读以应制举时，二人合作的策林七十五篇，才正式地将二人激荡之后的想法公布，并也产生了日后新乐府运动的思想基础。白居易在《策林序》说：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
这七十五道策林，其实也就是白居易、元稹二人为了应付国家考试，针对考试内容合作而成的模拟考试作答，虽然有应付考试的实用价值，却也可以反应出其对当代现象的共同反省。其中以第六十八道为《议文章》与文学最有关系。在这道策问里先承认了“文之用大矣哉”，因此国家须“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而时文之弊“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是以改革时文之道在于复古：
古之为文者，上以□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
他们赋予了文士相当高的政、教主宰权，认为政治的良□系于文章，而文章的创作又决于文士之手，充分展现出当代文人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双重企图。紧接着在第六十九道策林，就提出了“采诗”的主张，以为此制可补察时政，以达到文教合一之途。而这些主张也正是日后新乐府文学的思想基础，亦是白居易、元稹二人文学理念的交集点。
元和元年（806）四月，二人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入第三等拜左拾遗，白居易入第四等授周至尉（10），至此二人才正式进入与现实政治较有关系的政治体系。《新唐书·百官志》云：“（门下省）左拾遗六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元稹既除拾遗之官，乃遇事辄讽。《旧唐书》称其“性锋锐，见事生风，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而此时元稹的作品也多是书、表之类的政论文学，如《论教本书》、《论谏职表》、《论讨贼表》等，鲜少有文学上的论著，此后其心力多往政治层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建设即不如白居易了。反观白居易所任官职一直与文学脱离不了关系，其元和二年（807）秋，调充进士考官，十一月召入翰林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为制策考官，后除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810）任亦兆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直到元和六年（811）方才丁母尤退居下邽县渭村。为进士考官、制策考官均为朝中所任有才识者，翰林学士一职，更是朝廷特选文学之士以为待诏供奉，名望尊贵。《新唐书·百官志》说：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语言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
白居易也“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醉恩造”（11）。由此，则可以确认的是白居易已在当时的文学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以文学侍从待诏，也正可以反应其社会声望。
新乐府文学的成型除了白居易、元稹的互动之外，李绅也极具重要性。李绅系贞元二十年（八0四）赴长安应进士，才与元稹相识（12），宪宗元和元年（806）中进士第，补国子助教，与白居易相识并交游（13），《旧唐书》称其“长于诗文”，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说：
予友李公垂（绅）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矣。
李绅与元稹的乐府作品至少该作于元和四年之前，到了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则以李元之作为基础，作成新乐府五十首。同时白居易也在《与元九书》里说：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入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遁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尤勤；次传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很明显地，他们已能认识到：运用社会所重视的文学，来改革政治社会，使得此一文学理想之目标明确化。而新乐府作品的遁相摹写，则为作品的具体实践。其理论上的建树亦可见于其诗序中。白居易五十首《新乐府序》谓：
……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率齐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覆而实，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此一创作意识的明朗化，乃掀起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14）之文学运动之大□。只是这样的一个文学创作模式，并无法马上被时贵所接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说道：
凡闻仅《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如，不可偏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又
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赛步于利足之途，张空□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此一文学改革活动，一开始就遭到相当大的挫败。当然，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真正的文学改革运动，只是文学社会中少数人所发起的文学创作模式的反省，既没有集团的刻意推动，更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凭藉的只是白居易、元稹个人的文学地位与人际关系，但也正因为白居易、元稹的刻意推广此一文学意识，乃渐有一些文人为此意识所吸引，逐渐笼聚在一起，以成一集体意识之团体。
此后元稹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斗争，无暇于新文学的积极推展。白居易则在元和六年（811）丁母忧，退居下邽渭村，暂时脱离京师的文化圈。对于新乐府文学推展暂告一段落。就实际作品来看，白居易、元稹的讽谕作品多集中在这时期，是讽谕文学意识最稠密的阶段，而白居易在以后退居村的三年里，作品也多为《适意》、《效陶潜体诗》之类较有隐逸风格的诗，暂时消歇对讽谕文学的强烈意识，待元和九年（814）冬入朝除左赞善大夫之后，才又引张籍为新乐府文学之同道，其《读张籍古乐府》说：
张君何为者，为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赏著空文。……
张籍与白居易同是高郢的门生（15），大约在白居易进士及第之后两人就已相识，在全部作品中白居易有十五首诗酬赠张籍，张籍也有七诗赠予白居易（16），但观这些作品并不见其对于讽谕文学的讨论，只能说张籍的作品合乎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所以特别为白居易所颂扬罢了。■我们可以说以讽谕作为文学表现目的讽谕文学，在唐代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提出来，白居易、元稹与李绅却是在此一意识底下，以其社会关系为基础，进行文学意识的互动行为，以产生新乐府文学理论及作品中，并构成一共同意识，若以社会团（sociogrom）来看，其间的关系及发展型态是属于三角形（Triangles）。（17）
其余若有因同一意识而相和者，大多各别的环绕着此一结构之个体衍生发展。例如在元各十二年（817），有进士刘猛、李馀以古乐府数十首投献于元稹，元稹则选以和之，作《古题乐府》十九首（18），就是以元稹的社会关系另外发展出来的成员。而这样的发生关系也有其阶段限制性。因为元稹、李绅一直不断的卷入政争中，其心力多置于实际的政治运作上，无暇于积极建设此一文学理念，而白居易的创作重心也渐渐地疏离了讽谕文学。所以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以讽谕文学为共同创作意识的组织过程，集中在前述之阶段时间内，其后在无法得到时贵的支持，只能单凭其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零星的推广，发展相当有限，也使得集团形成的此一诱因遂渐消失了。
2、闲适文学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里说到：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凤鹏，勃然突来，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讽谕和闲适作品实为白居易文学创作的二大主要意识，当然一般习惯上称其为“讽谕诗人”，并没有什么大错（19），但就量而言：白居易现存诗作2888首，讽谕诗只有172首，且多集中在元和初。就质而言：白居易在中唐被人所称道，甚至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并不是讽谕作品。相反地，闲适意识一直贯穿在白居易的诗作上，只是何谓闲适诗？白居易并没有像新乐府文学一般，有理论上的积极建设和刻意推展，界定上并不十分容易，就其“行在独善”的定义来看，不论形式为何，内容上是较元关于国家民生的社会性本质，而以作者个人面对环境以抒发其性情或内省的作品，都可以广义的称之为闲适意识的作品。依此而言，白居易在元和十年时将自己的诗歌分居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其中感伤及闲适类，均可目为有“独善之义”的闲适文学了（20）。就如前所言，这样的创作意识一直贯穿着白居易任何一段时间的诗作，只是在元和六年以前，因为正积极地推展讽谕文学的理念，乃一直隐而不显，待退居渭村之后，才有大量的作品陆续问世，最明显就在元和七年（812）、八年（813）渭村守丧之时，写出了《秋日》、《适意》二首，《栽松》二首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一连串闲适诗。但却也要到白居易晚年，和刘禹锡有明显诗学上的互动关系之后，此一文学意识才成为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构成的另一项因素。
白居易、刘禹锡二人相识大约在贞元十九年（八0三），白居易任校书郎，刘禹锡为监察御史二人同在长安，此时白居易还算是刚加入京师文人生态不久，刘禹锡则已享有盛名（21），二人的社会地位有明显的差距。加以刘禹锡加入王叔文党参与激烈的政治斗争，初期无暇于诗歌上的唱咏，所以在他们 前二十年，并没有交往酬唱的记录，直到刘禹锡做和州刺史，才开始酬唱。宝历二年（826），白居易罢苏州刺史，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冬，二人相遇于杨子津，结伴回洛阳，乃更相酬唱。次年白居易任刑部侍郎，居长安；刘禹锡分司东都，虽分隔两地，但酬唱和篇什已日渐稠密，至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始编辑《刘白唱和集》。其《序》曰：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同声，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
也就在这样的为文争胜与砌磋的互动基础之上，使得白居易、刘禹锡二人的文学意识更相趋近，尤其在大和五年（831）元稹逝世之后，白居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文友诗敌，无形中更强化了与刘禹锡的文学互动关系。并在大和六年（832）编有《刘白吴洛寄和集》。白居易《与刘苏州书》说道：
嗟乎！微之先我而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前后相答，彼此非一，彼虽无懈可击，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绥，未当失律。然得□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今复编而次焉。
此时二人均已步入晚年（22），在文坛上各自占有重要的地位，诗学上的激发自会有丰硕的成果展现，惟观其作品之内容，则可以发现二人之酬唱除诗学砌磋之外，所谓闲适意识也一再地激荡而生，刘禹锡《和乐天耳顺吟寄敦诗》写道：
吟君新什慰嗟跎，屈指同登耳顺科。邓禹功成三纪事，孔融书就八年多。
已经将相谁能尔？抛却丞郎争奈何。独恨长洲数千里，且随鱼鸟泛烟波。
于此诗充满诗人晚年，在历经世事之后，以较达欢的心态来看待世间名、利的闲适意识。再看白居易之原作，其诗写道：
三十四十五欲牵，七十八十百病缠。五十六十却不恶，恬淡清净心安然。
已过爱贪声利后，犹在病羸昏耄前。未无筋力寻山水，尚有心情听管弦。
闲开新酒赏数杯，醉忆旧诗吟一篇。敦诗梦得且相劝，不用嫌他耳顺年。（23）
这已不是年轻人所能轻易写出的诗作，完全是白居易、刘禹锡和崔群（24）届耳顺之年，相互发为酬唱的闲适作品。而此一“会向空门学坐禅，如今万事尽忘筌。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25）的闲适意识，几乎占白居易、刘禹锡二人酬唱作品的绝大多数，也是另外发展出来新的创作模式。尤其以居洛时期最明显，白居易《序洛诗》说：
作诗四百三十二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
就现实政治来看：刘禹锡自王叔文事件后长年贬斥在外；白居易见朋党构隙，设法处于倾轧之外（26），都经历了无数的困顿，晚年已是壮志消融，无力侈谈政场上的远大抱负，因此，白居易、刘禹锡二人因为时间的累积和世事的经历，使得晚年以“闲适意识”作为唱和的主要内容，更激发了诗学上的进步，创出中唐末期文坛的另一次高峰。以此一意识加上文友诗敌的关系，紧密的结合了中唐两大诗人，可说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构组成，是属互相选择（Pairs
or mutual choice）型关系。
第二节 政治关系
唐代的牛李党争延续多年，不但影响政局深远，更牵动了当代文人的生命脉动，当时文人都或多或少的与党争有所牵涉，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的成员更不例外。只是牛、李当争的真正发生原因和党派之分际等问题，至今仍莫衷一是，没有完全的定论，是以我们不妨只单纯地将其看成是政治场上的一种现象，而此一政场上纵合连横的运作，也促成了文人与文人间的关系更紧密，但这只是形成文学集团的充分条件之一而已，若无文学上的激发，影响或往来，仍只是一个政治关系，无法组成一文学性质之团体，我们所关心的是在政治关系之上，进而有文学作品之往来、激荡，并有明显成果之相关人物。
1、元稹与其相关人物
元稹在贞元十九年（803）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娶韦夏卿之女韦丛（27），建立了日后的政治关系网。韦夏卿据《旧唐书》所载，称其“有风韵，善谈讌，与人同处终年，而善愠不形于色”，“其所与游辟之宾佐，皆一时名士”。是贞元年间的名宦，任东都留守时“倾心辟士，颇得才彦，其后多至卿相，世谓之知人。”（28）透过韦夏卿的关系，元稹结识了许多文人。就现有的文献来看，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中当时至少有李绅、李景俭和窦群游韦门之中。李绅在苏州时，以诗受知于韦夏卿（29）由此李绅在贞元十八年（802）及二十年（804）赴京考试时，认识了元稹，元稹也提到此时“执事李公垂（绅）宿于予靖安里第”（30）并进而结交，形成其日后政场上休戚与共的关系；李景俭则因“韦夏卿留守东都，辟为从事”（31），是韦氏的僚佐。至于窦群，是因韦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32）。据《旧唐书》载李景俭曾为韦执谊、王叔文所重用，政变后因居母丧而不及从坐，窦群为御史中丞时曾引为监察御史后，贬江陵户曹，元和末入朝“与元稹、李绅相善。时绅、稹在翰林，屡言于上前”。窦群则因韦夏卿之荐而入朝，“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于王叔文党中独与李景俭相善。其兄弟五人皆以诗名，当元稹任浙东观察使、武昌节度使与越州刺史时，其幼弟窦巩都担任副使，二人时相唱和，《新唐书·元稹传》云：
（元稹）在越地辟窦巩，巩，天下工为诗，与之酬和，故镜湖、秦望之奇益传，时号兰亭绝唱。
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提到。
足下兴有馀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窦七（窦巩）元八绝句，捕搜精掇，偏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
可知韦夏卿在元稹所建立的政治关系网络中，具有实质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此一关系是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形成的过程中的因素之一。
而元稹自从出任左拾遗，进入中央政治体系之后，表现的非常积极，其初期的政治生涯“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33），但也因为年轻气盛容易得罪人，所以政治生涯却也一直浮沈不定，评价不一。基本而言，他在政治上的盟友，几乎都是所谓“李党”中的人物，自己也牵涉了长庆年间的党争，据《资治通鉴》所载，在穆宗长庆元年（821）：
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嘗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当士之弟也。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湖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34）
这可以说是牛、李党争的表面化，元稹与李绅、李德裕同居翰林学士之职，时称“三俊”（35），又参与其政争，很明显的其政治立场是偏于李党，在此并无法详述牛李党争错综复杂的原因和过程，得必须指明的是：元稹以其政治关系促成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的组成因素，只是其政治生涯的初期，以后因其力求政场上的进取，角色行为之参与多在政治场上，是以在参与党争之后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也多是在政治行为上互动，而较没有文学因缘的结合，无法使得白居易与元稹文学集团因此而扩大或加强。
2、白居易与其相关人物
相对于元稹而言，白居易一直是以诗人的身份来参与政治。加之以退让为处世之道，比较不为朋党所累（36），因此其政治场上联盟关系几乎是没有，除了同年、同门或同官职等非自己能完全控制的关系之外，此一结党之因素在白居易身上并不重要。而同门、同职关系如崔玄亮，贞元十六年（800）与白居易同登进士第，又在贞元十八年（802）同试书判及第，次年春，同授校书郎。白居易《崔公墓志铭序》称其“善属文，尤工五言、七言诗，警策之篇多在人口”。白居易、元稹、李建同任校书郎（38），元稹《祭李侍郎文》有谓：“一言 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贵从兹始。”白居易则在《效陶潜体诗》里，许之为忘形友。钱徽与崔群则是与白居易同在翰林为官，遂为终身友，并时相酬唱。诸如此等都是白居易早期政治生涯所构成的关系。
事实上白居易在长庆二年（822）出为杭州刺史之前，尚极力于文学改造政治的从政理念，然不为所用，才避居散地，脱离现实残酷的政治关系。《旧唐书·白居易传》说：
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陈岵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所排摈，不得用其才。时天子荒诞不法，执事非其人，制御乘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
其进入中央官制之后，并不见明显的因政治朋党关系，而使其政治地位有显著的变化，倒是在元和十四年（819）元稹自虢州长史召入京中为膳部员外郎，次年夏，白居易自忠州刺史入为司门员外郎，二人同在京城任官，同时也是元稹政治地位迅速窜入之际，白居易似乎也和元稹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由其除官的先后次序，我们有理由相信白居易在长庆初年的官途，深受元稹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白居易、元稹二人在政治状元斗争上就属于同党。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该是建立在早年的同门、同职的关系上，加以日后的交游，使二人定为生死之交。
至于白居易的政治立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较偏向于牛党，但是若仔细观察其与牛党中人物之政治与交游关系，发现多不是因为政治利害和立场相结合，而是早期的交游所影响。就以杨虞卿兄弟及牛僧孺而言：杨虞卿是元和五年（810）擢进士第，任校书郎，后再拜监察御史。当牛僧孺、李宗闵辅政时，引杨虞卿为弘文馆学士、给事中，号为“党魁”（38），系牛党之重要人物。而白居易是在贞元十五年（799）在宣城初诚杨虞卿（39），元和三年（808）左右取其从父妹（40）为妻。可见白居易和杨家兄弟的交游及亲戚关系，是在党争激烈化之前，其与杨氏兄弟在党争中并没有必然性的人为政治因素，甚至对于这层关系还“愈不自安，懼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41）。至于牛僧孺与白居易相识约在顺宗永贞元年（805），当年牛僧孺是以仰慕的心态主动去会见白居易，而不是什么同门、同职的政治关系，日后二人之酬唱与交往也看不出有因政治利害关系而紧密结合。事实上，待牛僧孺在党争中握有实权时，白居易也早已远避朝政，不涉党争了。若要细论白居易与牛僧孺二人之政治关系，或许可以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来看待了。据载元和三年（808），李过闵、皇甫湜及牛僧孺试贤良方能直言极谏科，因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鯁直，无所回避，而被署登第，当权者李吉甫恨他们直言，乃泣诉于上，遂命白居易、裴洎与王涯为覆考官，结果与前次无所异同（42）。是以构成了两人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白居易也曾自谓：”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43）是已将牛僧孺视以门生对待，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是表现在文学上酬唱，而不是政治上的立场。尤其当牛僧孺出任淮南时，经常和白居易吟咏于洛阳归仁里牛宅之中（44）。白居易诗中酬和牛僧孺之诗甚多，而牛僧孺在《全唐诗》中仅收录四首，就有二首是为白居易而作（45），其文学因缘可得而知。
由上述可知，仅管中唐之世党争甚为激烈，但就一个文学性团体组成的观点来看，似乎不占有非常重要的因素，多局限在文人早期政治生涯的同侪、同门意识与关系的联络。虽如此，以政治关系为基础，再披捡成员，仍是构成“白居易与元稹文学集团”的因素之一。
第三节 其他
1、文人交游
在唐代特殊的文学社会背景之下，文人之间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文人之间自成生命型态和生活体系，是以他们的相互交往，极容易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基本上，只要是同属于文士阶层，就可能会相互交游，这可以说是文人人际关系的基础。只是，这里所讨论的，是指文人在交往之后，进而成为诗文之友，其关系非为同职、同门，或有任何特殊政治关系者，只有单纯的交往，因为对交往对象的认同，遂成为文学集团中的一员。而成员中的两个代表性角色——白居易、元稹，在未正式进入中央官制之前，均结交有大量的文友，成为日后二人人际关系发展的基础。只因元稹的人际关系资源多运用于政场上，白居易的人际关系资源多在文学讨论上呈现，所以在此项集团组成因素上遂以白居易为主了。
首先，必须提出来的是元宗简，其与白居易相识大约在贞元十六年（800）左右（46），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曾同游曲江，白丁母尤居渭村之日，亦有诗往返表达思念之情，而白居易重回长安除左赞善大夫时，曾有诗赠予元宗简，可见其交往之情，诗云：
平生心迹最相亲，欲隐墙东不为身。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
每因暂出犹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可独终身数相见，子孙长作隔墙人。（47）
二人在有生之年确也是过往甚密，而维系其交情的重要因素之一，则是诗文之交。白居易在编辑《元白往还集》时，曾特别将其绝句收入（48），而元宗简在临终之前，亦遗命子曰：“吾平生酷嗜诗。白乐天知我者，我殁，其遗文得乐天为之序，无恨矣！”（49）其诗集有三十卷，诗文七百六十九篇，白居易因作《故亦兆元少尹文集序》，序文中称道：
……盖是气凝为性，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则，检不扼，达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怪。吾友居敬（元宗闵）之文，其殆庶几乎！……若职业之恭慎，居处之庄洁，操行之贞端，襟灵之旷淡，骨肉之敦爱，丘园之安乐，山水风月之趣，琴酒啸咏之态，与人要久，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开卷而尽可知也。
真可谓推崇备至，其与交游之间进而产生文学互动因缘，遂更紧的结合。
而令狐楚则在贞元七年登进士第，《旧唐书》说他：“儿童时已学属文，才思俊丽”。
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开始与令狐楚有酬唱诗作。两人同在洛阳之时来往更加密切。而令狐楚与刘禹锡素有深交，白居易在诗中，更一再地以他们为诗酒劲敌：如
别后继吟终少兴，病来虽饮不多欢。酒军诗敌如相遇，临老犹能一据鞍。（50）
又
别来少遇新诗敌，老去难逢旧饮徒。（51）
可知在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过程中，令狐楚也经常参与其中，是文人聚会中的一员。
至于王质夫、陈鸿诸人，虽然没有大量的与白居易有诗文的砌嗟，但在交游之中或有激发其创作意识之功，也可算集团之一员。陈鸿《长恨歌传》即说：
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欢。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涧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2、血缘关系
白居易最迟在元和初年时，就已在中唐文坛享有盛名，影响所及，其弟白行简，也成为白“居易与元稹集团”中重要的一员。白行简在“贞元末，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52），任官其间，大多跟随着白居易。曾在元和九年庐坦镇剑南东川时，辟为掌书记三年，当庐坦罢节度使时，即往江州依白居易（53）。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离开江州，入川任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跟随其赴任（54）。待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还朝，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白行简也随之上京“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外郎、主客郎中”（55），直到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出知杭州时，才和白行简是分开（56）。在长年的薰染之下白居易的文友，当为白行简所熟悉，而其兄之文风，亦为其学习之目标，是以史书上称说白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57），是知白行简已是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成员中，占有文坛一席之地的人物。也因为兄弟二人长年的紧随，在文风的砌磋之下，亦趋于相近，所以白行简虽浪有与太多文人人酬酢的作品，也可算是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中一个重要的成员。甚至其文友如李公佐之辈，亦可由此而归入集团中了。
综上所述，该集团的组成是以白居易为主轴，可以分成三阶段两层次来说，所谓的三阶段是指第一阶段白居易、元稹、李绅的草创期，和第二阶段白居易、元稹的发展期，第三阶段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衍生发展期；两层次则是指成员中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行为，是属核心人员，其余如白行简、李公佐、陈鸿、元宗简、崔玄亮、韦夏卿、窦群等人各在不同的关系上，产生和该集团有一些文学互动的行为，即又不占有绝对重要的份量，是属于附属成员。其组织过程及成员，随着集团演化而改变，并没有固定的成员和型态，因此广义的说，在该集团演化过程上，认同、附合该集团核心人员之文学主张，并有相似的文学作品互动的人，都可目之为白居易、元稹文学集团之成员了。
注释：
1、《新唐书·元稹传》：“元稹……六代祖严，为隋兵部尚书。”又《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
2、按《旧唐书·白居易传》所载：白居易在“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说他是“二十七举进士”。但是白居易在《送侯权秀才序》中自述道：“贞元十五年初，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明年春，予中春官第。”而《箴言序》又说：“十五年，天子命渤海公领礼部，贡举事，明年春一上登第。”可知，当以白居易在贞元十五年，二十八岁时举进士较为可信。
3、引见《新唐书·选举志》。
4、元稹《诲侄等书》云：“吾竊见吾兄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又《寄呈士矩诗》云：“岐路各营营，别离长恻恻。行看二十载，万事丝何极。”《答胡灵之诗序》更谓：“日月跳掷，于今馀二十年矣！”上述作品均作于元和五年，以此上推，则元稹入京师当是在贞元八年之前。
5、引见《旧唐书·杨杨传》。
6、柳宗元、刘禹锡同在贞元九年登进士第，孟郊在贞元十二年，张籍在贞元十四年登第。
7、引见《与元九书》。虽《朱陈村》诗亦云：“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
8、引见《叙诗寄乐天书》。
9、引见《新唐书·百官志》。
10、据《唐大诏令集》一0六，敕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韦惇。第四次等：独孤郁、白居易……。”又唐制照例无第一等及第二等，故元稹实以首选登第。
11、引见《旧唐书·白居易传》。
12、此一考证详参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条》。
13、考证详参薛凤生著《元微之年谱》，页34－38，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14、引见白居易《与元九书》。
15、张籍系贞元十五年（799），在高郢主试下中进士第。详参罗联添撰《张籍年谱》，《大陆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四－第六期。
16、详参罗联添撰《张籍之交游及其作品系年·附录之三——时人酬赠张籍篇目表》，《大陆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二期，页386。
17、以社会图来表现团体间，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关系，以展现其团体形态，系社会测量法（The
sociometric method）之一环，又称社会模表。
18、元稹《古题乐府序》云：“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
19、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胡适《白话文学史》、陆侃如《中国诗史》等均称白居易为“讽谕诗人”，并多只由此角度论其诗作。
20、《与元九书》说：“……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乾，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欢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这样夹杂内容和形式的分类法并不十分合理，然就其对闲适诗和感伤诗之诠释来看，实为创作上的一体两面，难以严格区分。
21、据《旧唐书·刘禹锡传》所载：刘刘禹锡系在贞元九年（793）擢进士第，隔年登博学宏辞科。（子刘子自传）亦云：“初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开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
22、大和六年（832）白居易61岁，刘禹锡也有60岁。详参罗联添撰《白乐天年谱》，国立编译馆出版。及张达人编订《唐刘梦得先生禹锡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23、引见白居易《耳顺吟寄敦诗梦得》。
24、按诗中之“敦诗”即指崔群。
25、引见刘禹锡《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
26、傅锡壬师《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一书，以为白居易系当时不为朋党所累之文士，并分析其自处之道有：（1）自求散地以避祸。（2）假借病体以远害。（3）肆情山水以消忧。（4）修养佛老以逃世。可详参，该书东大图书公司印行。
27、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夫人于仆射为季女，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28、引据《旧唐书·韦夏卿传》。
29、详参卞孝萱撰《李绅年谱》，（贞元十四年条）。
30、引见元稹撰《莺莺传》。
31、引见《旧唐书·李景俭传》。
32、引同注28。
33、引凶《旧唐书·元稹传》。
34、引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35、参见《旧唐书·李绅传》。
36、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说：“案唐朋党之祸，始于元和之初，而极于太和，开成、会昌之际。三十年间士大夫无贤不肖，未有能自脱者。权位逼轧，福祸伏倚。大则身死家灭，小亦不免万里投荒。独公（白居易）超然利害之外，虽不登大位，而能以名节始终，惟其在朋党之外，不累于朋党故也。”
37、元稹《李建墓志铭》说：“公（李建）始校秘书时，与同省郎白居易、元稹定生死分。”
38、引见《旧唐书·杨虞卿传》。
39、考证详参罗联添撰《白乐天年谱》，页二八。国立编辑馆编印。
40、白居易《与杨虞卿书》：“且与师皋（虞卿字）始于今十七、八年，可谓故矣。又仆之妻，即足下从父妹，可谓亲矣。”又《旧唐书·白居易传》：“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而杨虞卿和杨颖士二人为兄弟。
41、引见《旧唐书·白居易传》。
42、详参《旧唐书·李宗闵传》及《资治通鉴·元和三年夏四月条》。
43、引见白居易《送牛相公出镇淮南诗》。
44、详参《旧唐书·牛僧孺传》。
45、牛僧孺诗收于《全唐诗》卷四六六，给白居易的二首诗分别是《乐天、梦得有岁夜诗聊以奉和》、《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
46、白居易《哭诸故人因寄元八（宗简）诗》曰：“好在元郎中，相识二十春”，以此上推，则二人之相识约在贞元十六年（800）前后。
47、引见白居易《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
48、白居易《与元九书》曰：“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庐、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宗简）绝句，博收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
49、参见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50、引见白居易《和令狐相公寄刘郎中兼见示长句》。
51、引见白居易《早春醉吟，寄太原令狐苏州郎中》。
52、引见《旧唐书·白居易传·附白行简传》。
53、同上注引曰：“居易授江州司马，（白行简）从兄之郡。”
54、白居易曾因此而作《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55、引见同注52。
56、白居易在长庆二年曾作有《路上寄银匙与阿龟》一诗，阿龟即白行简之子。
57、引见同注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