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书法艺术简论
梁 继
一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晚年多署香山居士。山西太原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诗文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历代学人有很多精当的论述，但是他的书法却少为人知。概白氏一生致力于诗文的研究与写作，于书法很少涉及，故传世作品不多。对白居易书法作品的评论多见于宋人。如黄思在《东观余论》中说：“乐天书不名世，然投笔皆契绳矩，时有佳趣。”《宣和书谱》中说：“观其《丰年》、《洛下》两帖与夫《杂诗》笔致永翩翩，大抵唐人作字，未有不工者。如居易以文章名世，至于字画，不失书家法度。作行书，妙处与时流相后先。盖胸中渊著，流出笔下，便过人数等。观之者亦想见其概。”苏轼在《天竺寺诗序》中说：“先君方虔州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白居易的书法被诗名所掩，不为人重，这是其书名不广的重要原因。然《宣和书谱》及黄思、苏轼对他的评价在客观上说明了白居易的书法还是很有影响的。我们现在审视白居易的传世作品，确信先贤论述不虚。今对白居易的书法进行评述，以求教于诸方家。
白居易所书诗歌、书札、碑志等石刻，见于《定刻丛编》、《金石粹编》、《金石录》、《石刻名汇》及《宣和书谱》、《淳熙秘阁法帖》、《星风楼帖》、《咸淳志》、《苏州志》、《舆地纪胜》等著录和出土文物，共10余种。今就以下几种传世作品述次如下。
1、《与刘禹锡书》
这件作品是白居易给刘禹锡的复信，拓本分六面，计547字。作品楷行兼杂，行笔轻松、自然，甚见佳趣。信最初的数行字以工楷为之，虽间杂行书，但字数不多。说明白居易写信之初是较为用心的，此后行草逐渐增多，书写也更加自由随意。如果说最初几行中的行草字是有意点缀的话，那么，后几页行草字的出现则完全是作者在书写时信手为之。一般来说，书信的字体或行或楷或草比较单一，而这种楷行相杂的情况在古代书信中并不常见。看来白居易在作书（写书信）过程中虽然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对待，但是内心的艺术灵感还是通过笔端自然流淌出来。可以说白居易这封信是以轻松闲适的心态来书写的，作品虽然没有激情的体现，少了一些艺术色彩，但清新、淡雅的气息却构成了作品的主体。从这封信本身看，其楷书明显的是承袭魏晋流风，点画润泽，体势自然。行书字体婉转流美，亦多有魏晋之风，整幅作品以灵巧取胜。王澍在《论书剩语》中说：“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烂然，莫可名貌。”以此语观照白居易此件书札，极为贴切，此件书作亦可视为白居易书法的精品。
从手札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此信是白居易连续接到刘禹锡三封信之后的回信，而且信中有“前月廿六日崔家送终事毕”的语句。“崔家送终事”是指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八月崔群逝世而言。由此推算此件《与刘禹锡书》当写于公元832年。此时白居易61岁，这件作品属于白居易晚年的作品。
2、《与运使郎中状》
这件作品见于《淳熙秘阁法帖》。据顾学颉考证，此状是白居易写给韦应物的，书写的时间是大和六年（832年）十一月之前，也就是给刘禹锡回信（《与刘禹锡书》）之前。此状与《与刘禹锡书》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是从风格看，白居易写此二书时的心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刘禹锡书》是朋友之间的信函，书写时心态轻松，不滞于物，故能够自由流落，挥洒不拘。《与运使郎中状》则整饬严谨，一丝不苟，概作公函时当摒心静气，凝重执笔了。两件作品相同之处在于作品的用笔结字均出于魏晋，以得大王笔意为多。《与运使郎中状》的书写时间是832年，白居易已经61岁了，如此高龄，能写出有如此笔力的作品，也可以窥见白居易于书法所下的苦功。他虽然不是专业书家，但在事实上确实能够“与时流相后先”，且这件作品和他给元稹的书札及《春游》诗在南宋孝宗时以圣意摹勒上石，看来白居易的书法在宋王室还是受到相当重视的。这是源于其书法作品本身还是其诗文的影响？或许这两种原因都存在吧！
3、书札及《春游》诗
白居易上书札有两件拓本，一是历史博物馆藏的明代王氏所藏的宋拓四人法书册页，一是故宫博物院藏的《初拓星风楼法帖》。《春游》诗拓本见于宋拓四人法书册页。一札一诗均是写给好友元稹的。明代王氏所藏宋拓四人法书册页中所载书札及《春游》诗是北宋时期钱穆父在越州会稽上石的。而《初拓星风楼法帖》所载拓本是在南宋孝宗时上石的。前后相距百年时间，故前者笔势劲秀，犹有晋人风韵。北宋拓本上有“《保大军节度使……》”、“《钱氏书堂》”等印章，在“元祐廿四年己巳仲冬……”的题跋中称钱氏为叔祖。另有“白乐天此帖是宋越州卅石氏二十七种内拓本”等跋语。此拓本中虽然有许多字难以辨识，但由于刻碑时间较早，所以也更能体现出白居易书法的原貌。
据书札中所言：“到杭州已逾岁时”，知道此信是白居易到杭州任上（长庆二年）1年以后写的。同时由于书札及《春游》诗同是给元稹的，故可以推定此书札写于长庆四年（824年）春。此时白居易53岁，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所以作品在婉转洒脱中还有挺拔之态。
《春游》诗原载于《元稹集》，后为顾学颉先生收入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白居易集》中。
4、《楞严经册》
这件作品是白居易抄经之作。与其他的作品相同，用笔仍从魏晋中来，但线条凝练含蓄处在其他作品中没见到过，作品仍是楷中略带行意，庄严中又有自然心态。行笔小巧处纯是书家修养与功力的自然流露。如入定的僧人一般，不愠不火，清新自然。应该说就风格而言，可初步认定是白居易晚年所作。同时作品的落款“香山白居易书”可为白氏晚年书迹的佐证，但具体的书写时间还需详细考证。
我们知道大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8岁时回归洛阳，归洛之后与香山寺僧人如满结香火社，此后始以香山居士自称。故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作品是829年以后的作品，但是从笔势上看其凝练处实过于他在832年进所书的《与运使郎中状》，看来在832年以后书写是可能的。
大和六年（832年），白居易作《修香山寺记》，文中款为：“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记。”此时白居易已经与香山寺结缘，但尚未以香山居士自称。大和九年（835年）写《东林寺〈白氏文集记〉》仍署款为“太原白居易乐天记”。从开成五年（840年）以后，白居易的文章署款始见有香山居士字样。如在开成五年（840年）在《书弥勒上生帧记》中写道：“大唐国东郡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乐天……”此时白居易已经65岁了。在同年的《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中又有：“佛弟子香山居士乐天……”在人昌二年（842年）所撰的《佛光和尚真赞》中有：“香山寺居士白乐天……”看来白居易自署香山居士的时间当在840年前后开始的。而在会昌三年（843年）白居易68岁时得风痹症，后虽经医治有所好转，但最终身体还是逐渐衰弱。所以843年以后白居易执笔作书的时间肯定会越来越少，也很难写出像《楞严经册》这样笔力凝练挺劲的作品。综前所述，《楞严经册》的书写时间应该是在832～843年间，更进一步推测的话，应该在840～843年间，即白居易65岁前后的作品。
此外，白居易的作品还有《唐故会王墓志铭并序》，此志原物在陕西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此碑志为白居易撰文，并无书丹者姓名。经顾学颉考证，并与白居易的另几件作品对照，考定这件作品确系白居易所书。
二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白居易，他在向众人展示其穿越古今、影响深远的诗文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书法的独特魅力。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高峰期，不只是白居易，唐代很多诗人同时也是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为诗歌、书法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诗歌、书法又是科举应试的必考科目，这也极大地推动了诗歌与书法的繁荣。又由于太宗、玄宗醉心于书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说书法一艺在唐代达到盛世也就不足为奇。宋徽宗制《宣和书谱》，唐代诗人虞世南、贺知章、李白、张旭、白居易、元稹、张籍、杜牧、李商隐、韦庄、司空图等10多人名列其中。而杜审言、沈佺期、王维、杜甫、刘禹锡、柳宗元、贾岛、李绅、李贺等人也以书法著名于当时。其中李白的书法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堪为代表人物。《宣和书谱》及黄庭坚、张晏等历代学人对李白的书法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杜牧、元稹等人的书法也功力不凡，后世评价亦高。诗人的书法中有诗的意境，而其诗文中又有书法的韵致，二者相互融合达到完美的统一。如李白的《上阳台帖》，笔力苍劲雄健，气势豪纵超逸，与诗文的豪放气势正好吻合。白居易的诗文晓白通畅，自然朴茂，其书法也自然温婉，醇和凝练。汉代扬雄说：“书，心画也。”其实诗文又何尝不是心之所发呢？黄庭坚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他又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这话说得有理。以此言观照白居易的书法，其魅力不也正是作品中的“学问文章之气”吗？学问修养的丰富，应当是白居易书法作品格调不俗的根源所在。这也是白居易的作品给我们的启示。
虽然近现代学人多有关于书品与人品高低无必然联系的论述，但就白居易而言，我仍愿意在其人格魅力中找到答案。白居易在《养竹记》中说：“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宝焉……”如此论述，我们可以想见白居易的君子之风，而其诗文所体现出来的为百姓着想，渴望解除百姓疾苦的愿望，更为其谦谦君子的形象增添了美丽的光环。汉代扬雄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也。”品藻白居易的人格魅力，再审视他的书法，我们看到了书与人的和谐统一。
从掌握的几件作品看，白居易的书法多作于53岁至63岁之间，属于晚期的作品，但作品之间的风格亦有所不同。如《春游》诗是53岁时的作品，其时他正在杭做官，对杭州刺史的官职也十分满意。故心中快慰，诗兴也浓。《春题湖上》、《钱塘湖春行》等传诵千古的诗篇便是此时写的。白居易在写《春游》时，正值南国春天，惠风和畅，作者心情舒畅，运笔也自然无碍，流畅自如，同时在洒脱中还能感觉到挺拔的气息，书情与诗情十分吻合。而《与刘禹锡书》、《与运使郎中状》的书写时间为832年，那时他61岁，已经归隐洛阳。白居易归洛是他对当时政治斗争感到厌倦的结果，所以托病归洛，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不想卷入党争，同时早期接触的道家清净无为、知足保和，佛家的求无生，归空门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的白居易少了一些许身为国的思想，而多了一些明哲保身、消极处世的意识，所以，此时的作品虽也源于晋人，但气息似乎更“静”了，少了《春游》诗中的洒脱和挺拔，作品趋于思想上的超然之境。《楞严经册》是白居易65岁左右的作品，此时的白居易一心参禅，其诗文也多与此相关。虽然白居易晚年也曾有歌颂边疆立功的壮志，但参禅礼佛仍占据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所以他此时的作品愈加沉寂，愈加凝练，愈加稳重。我们虽不能说此时的作品与稍前的作品在境界上孰高孰低，但是在笔法上内涵还是更丰富了一些。
白居易的作品是其不同时期心绪的产物，体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征，其书法的风格与相应时期的诗文风格、人生和官场际遇是息息相关的。
三
白居易留给后人的书法作品不多，亦未见他对书法有专门的论述，从书学理念或书学思想上来体味白居易的书法似乎无从下笔。白居易有《和柳公松登齐云楼》诗作存世，虽然诗中的内容与书法没有任何联系，但它仍然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白居易与其唱和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同时就书法而言，白居易不可能不对柳公权的书法有所体会和感悟。正如柳公权会从白居易的诗中获得镜鉴一样。如果说白居易的诗中也有着对书法的评价的话，那么，《将发洛中，枉今狐相公手札，兼辱二篇宠行，以长句答之》应是其中惟一的一首。诗中写道：“尺素忽惊来梓泽，双金不惜送蓬山。八行落泊飞云雨，五字枪□动佩环。玉韵乍听堪醒酒，银钩细读头披颜。收藏便作终身宝，何啻三年杯袖间。”由诗中“八行落泊飞云雨”可知诗笺上的字为行草书，且以“云雨”概括其意境。“五字枪□动佩环”也有理由使我们想到诗中墨迹的结字特征。“收藏便作终身宝”当是指诗的价值，同时也应是墨迹的价值。客观地说，白乐天并不是为论述书法而作此诗，但我们还是从中感受到了诗笺中墨迹对他视觉的冲击。
白居易对书法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但对画，他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萧悦是当时十分著名的画家，他对自己的画很自负，别人向他求画一年也得不到。白居易对萧悦的竹子评价很高。白氏在《画竹歌》中写道：“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竦。人画竹梢死羸垂，萧画枝活叶叶动。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野塘水边埼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西丛七茎劲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见。东丛八茎疏且寒，忆曾湘妃庙里雨中看……”白居易在这里以拟人的手法对萧悦的画竹作品进行了精当而深刻的评价，这样对比比一笔一画的评述更巧妙更形象。“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和“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是这首诗的精要所在，由“形”而“意”、由“静”而“动”，是一般评论家做不到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首诗看作是白居易对造型艺术的认识与体悟，虽不是直接的论述书法，但和书法也是相通的。
白居易在《画记》中对画的论述，使他对造型艺术的体会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文中说道：“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者……追而视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求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其形而圆，神合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作者在《画记》与《画竹歌》中主张作画要对画的形状、神采有深刻的理悟，神由形发，意由心生。这与书法的最高境界——中和之美是理同而意通的。白乐天《画记》中的“画无常工，以似为工”与孙过庭的“平正——险绝——平正”说神相通而理相连。而“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与张怀瓘的“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的观点更是一脉相通。“自心求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与周显宗的“写字之法，在心不在手，在神不在心，神则妙矣”的书学观点如出一辙。“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与欧阳询的“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的书学观点也相契合。
比较而言，白居易的《画竹记》和《画记》不仅是对绘画这一造型艺术的深刻论述，同时若将其运用于书法，又何尝不是精深博大的书学观点呢？自此，我们更有理由从更高的角度体会作为书法家的白居易，以及白氏书法在唐代的地位和历史价值。
